铁证如山

    4月23日，是《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一书首发的日子。活动刚一结束，25岁的李星和她的同事就纷纷跑到新书发布的巨幅背景前留影。

    “大家多年来整理、翻译的最新日本侵华资料终于公布于众了。”李星微微一笑。

    学日语的李星，大学毕业后成为吉林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快有3年工龄的85后姑娘，每天主要的工作是翻译日文档案和校对。

    李星说自己很幸运，刚工作就能参与这项工作，这让她兴奋了好几天，因为它的意义重大。

    吉林省档案馆用多年时间新发掘、整理出一批日本侵华档案，重点研究了其中89件。档案内容涉及日军强征“慰安妇”、向731部队“特别移送”人员、实施南京大屠杀、残酷奴役劳工、对中国居民实施各种暴行、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移民侵略、囚禁审讯虐待美英战俘和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等八方面内容。

    专家认为，这批档案为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增添了新的铁证。

    日军的侵华铁证

    吉林省是饱受日本侵华战争灾难创伤的省份之一，由于长春曾是伪满洲国“国都”，战后挖出大量埋藏于地下的日本侵华档案。

    近几年，吉林省档案馆加大了馆藏日本侵华档案的发掘和研究力度。此次公布的89件日本侵华档案主要来源于关东宪兵队档案全宗，内容全部为日文书写。档案有报告、规定、信件、月报、要报、电话记录、民情调查、动态观察、调查表等文本记录，还有部分图片资料。

    此批档案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交通等方面，区域涉及华中、华北、东北和东南亚等地。档案从内容到形式，从记事到行文都较“规范、严密、有序”。

    今已耄耋之年的赵素娟，是吉林省档案馆的离休干部。在新书发布前一天，作为亲历者，她向公众讲述了档案被发现和整理的过程。

    1953年11月，解放军某部驻长春部队在修理地下电线、铺设管路过程中，发现伪满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旧址（现为吉林省人民政府）地下埋藏有档案。“长春市公安局组织人员，挖出了一大卡车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赵素娟说，因长期埋藏，出土的档案大都粘在一起，或是烂成一团。1982年5月，吉林省公安厅把保管多年的关东宪兵队档案移交给吉林省档案馆。档案馆对破损严重的档案进行了修复。

    这批档案是关东军在撤离长春之际，来不及焚毁而埋于地下的。

    据吉林省档案馆副馆长穆占一介绍，从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到8月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前后，日本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一场销毁档案的国家行动。此次吉林省新发掘的日本侵华档案是日本投降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档案，是日军自己留下的侵华铁证。

    填补“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史料空白

    在刚接触日军档案时的半年间，李星时常觉得压抑。“每当看着档案上清楚的字迹，就会控制不住地出现联想的画面。”李星说，那段时间，她实在不想再继续翻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使亚洲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难以计数的妇女惨遭蹂躏，蒙受了巨大的侮辱和伤痛。

    李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日本侵华档案中，涉及日军强征“慰安妇”档案共计25件，是从吉林省档案馆馆藏关东宪兵队全宗和伪满中央银行全宗中发掘出来的。其中有两件《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两件伪满中央银行电话记录和21件各地宪兵队上报的记载日军强征、蹂躏、奴役“慰安妇”恶行的《通信检阅月报》等。

    在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中记录了1938年2月1日至10日南京及周边地区军队慰安设施状况。档案记载，日军为侵略军队有比例地配备“慰安妇”。以南京的下关地区为例，当时驻扎日军1200人，“慰安妇”为6人，“慰安妇”与士兵数的比例为1∶200。2月20日增加了11名“慰安妇”，比例变为1∶71。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慰安妇”问题已有20多年的苏智良，被业内誉为研究“慰安妇”问题第一人。苏智良曾撰文说：“坚持研究，是为了拒绝遗忘。我们为什么不能释怀，是因为作为加害方的日本政府仍未能像德国政府所做的那样，彻底地、无保留地反省、认罪、谢罪。”

    在苏智良看来，两件伪满洲中央银行的电话记录，清楚记载了日军以军用公款科目转账划拨给日军部队“购买”“慰安妇”专项资金内容，这表明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是日本的国家行为。他重点指出，日本是世界战争史上唯一的推行过“慰安妇”暴行的国家。

    此次公布的档案中还发现了朝鲜“慰安妇”档案。日军不论在中国还是东南亚都设置有“慰安所”，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普遍性得到证实。苏智良说，部分档案填补了“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史料空白，是反击日本右翼否认强征“慰安妇”、否认“慰安妇”是日本政府行为等言论的有力证据。

    发现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的直接证据

    众所周知，731部队是侵华日军违反国际公约、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的重要实验基地，以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为代价。

    10多年前，吉林档案馆就把馆藏有关731部队“特别移送”的近200件档案公布于众，并结集出版了《吉林省档案馆藏731部队罪行铁证》。此次重点研究了其中4件。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陶敏解释说，所谓特别移送，是指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法庭审判将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移交到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隐匿行为。

    在特别移送档案中，日军各地宪兵队上报的审讯材料的右上角都盖有关东军司令部“军司二课”和“特别移送”字样的印章。同时，凡是关东宪兵队下发有关“特别移送”的指令，都要抄给“关东军第二课”。

    “这证明关东军是‘特别移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而关东宪兵队是实施者。”陶敏说，由于侵华日军一直将细菌武器的研制列入“绝密”加以掩盖，因此这些档案是记录关东宪兵队和731部队相互勾结共同实施罪恶活动的原始文件，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记者看到，在孙吴宪兵队《关于“特别移送”押送途中“苏联间谍”逃跑的报告》中记载，姜荣泉在被“特别移送”到哈尔滨宪兵队途中成功逃跑。这成为目前有档案记录的在移送途中唯一逃出731部队魔爪的人。

    日本投降前，731部队转移和销毁了大部分档案，至今许多细菌试验的详细情况不为人所知，所以日本右翼势力借机否认日军细菌战的战争责任。陶敏想告知公众的是：“特别移送”档案是侵华日军进行活体试验的直接证据，是开展731部队罪行研究的新线索。

    南京大屠杀的新佐证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陷南京，随即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实施了长达6个多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和纵火等罪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上世纪6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开展研究，反映相关史实的原始档案、刊行文献和口述资料不断出现。

    在此次公布的89件日军侵华档案中，其中6件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实，5件为日军遗留的原始档案，另1件为刊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属刊行文献。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1938年2月28日，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中记载了日军在实施大屠杀前，南京市（不含下关）人口为100万。

    吉林档案馆研究馆员赵玉洁参与了此6件最新发现的大屠杀档案研究。她认为，这个数字对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坚持南京战前人口不足30万的说法，是有力的回击。

    记者还了解到，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通过邮政检查制度封锁暴行真相。日本占领东北后，以“加强防谍”的名义制定了军事邮件检查及地方普通邮件检查制度。即对占领区的中外籍人士，包括在华日军和家属的信件、电报、电话进行秘密检查。一旦发现被认为是泄露军事机密，对日军不利的言论，便作出消除、收没、扣押和烧毁等处置；并由各地宪兵队对认为有问题的内容摘抄整理，形成《邮政检阅月报》或《邮政检阅周报》，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在此次公布的一份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邮政检阅周报》中摘抄了写信人赖某（收信人兄长）从伦敦写给在湖南省宁乡县城侧石桥赖文麟的信。信中写道：“据昨日报载，日本兵在南京强奸妇女数万人，甚至连十二岁的少女也被强奸，强奸后被惨杀者不可计数，实在是惨无人道。” 

    从苦难中汲取力量

    近年来，日本不断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等荒谬言论。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颠倒黑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档案已被蓄意销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立峰多年致力于日本历史和中日关系研究。蒋立峰说，只有尊重历史，才能拥有未来。但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利用钓鱼岛问题渲染“中国威胁”等行为，表明了日本在一系列历史问题上翻案的倒退行径，需要我们用更多历史证据给予批判。

    吉林档案馆馆藏有10万卷日本侵华档案。吉林省档案馆副馆长穆占一认为以往档案馆对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力度不够，“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天看似面对着一排排没有生命的档案，但它们却是会说话的历史证据。”李星说自己更加领悟到作为一名青年和档案馆工作人员应该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