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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这么“高大上”的事情，有时却意味着让普通人受不了的“重口味”。
1908年，美国医生克劳德·巴罗对血吸虫产生了兴趣。当时他在中国农村传教，发现经手的病人有半数感染血吸虫。这让他非常好奇。为找到感染原因，巴罗吞了些从感染者身上取出的虫。
是的，你没看错。就算是在黑暗里，或者即使想象一下这个实验，都让人恶心。但巴罗只顾着期待，吞了虫子之后，自己另一头会出来些什么。
第一次没啥发现，他猜是肠道里的消化液破坏了实验。第二次，他用小苏打中和了消化液， 吞下虫子，再如平时一样吃了晚餐。试到第三次，他发现自己排出了虫卵，不觉大喜过望。如此再接再厉干了一年，最后他服药排净了寄生虫。
这只是西方版“神农尝百草”故事的引子。14年后，巴罗在埃及开罗工作，当时这个国家为血吸虫所困。埃及血吸虫病又被称为“大肚子病”，是当时全世界最为流行的疾病之一。这种寄生虫能在人体内存活数十年，有时也寄存在淡水螺体内。巴罗想知道，美国的螺会不会成为第二中间宿主。
他试着带螺去埃及，但大多死在途中。为避免办理进口许可证，他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来运输吸虫——美国海军防疫医疗队的领导认为这可实在不是个好主意，血吸虫会引起痢疾、贫血以及恶性病，会要人命的。
巴罗没有被吓退。三周多的时间里，他给自己喂了四次虫，然后就这么“带”着虫子，登上了回美国的飞机。
起初，他不停流汗，头晕目眩，食欲严重下降。三个月后，他的阴囊开始流血，在显微镜下能看到里面有血吸虫卵。再后来，他夜夜出汗不止，还开始便血。因为20分钟就要排一次尿，他没法睡觉。
这是极为严苛的考验：他每天要排出12000颗虫卵，日夜尿血不止。
最后，他不得不回到埃及的专科医院，靠注射锑来治疗。锑是一种危险的物质，严重损害了巴罗的心脏，幸好最终起效了。算起来，从巴罗故意感染上血吸虫起，他经历了漫长而悲惨的18个月，直到不再排出虫卵。
屏着恶心看到这里，《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的读者们恐怕要好奇，这事儿是真的吗？但看完全书就会发现，像巴罗这样拿自己身体做实验的研究者多着呢，多到你简直想象不到他们还能吞点别的什么东西。
19世纪霍乱爆发，德国化学家马克思·佩腾科费尔认为此病源于脏水瘴气，罗伯特·科赫则将其归因于从得霍乱的活人和死人身上找到的一种小小的逗号状细菌——霍乱弧菌。
这两人互相看不上对方的理论。1893年，佩腾科费尔去科赫的实验室索要了一份霍乱弧菌的样品，然后，这位74岁高龄、抱住自己理论不放的教授，高举一瓶菌液，向聚在四周的同事们宣布，自己是“为科学而献身”，将瓶中之物一饮而尽。
剧烈的胃痛和腹泻持续了一个礼拜，老先生没有死。他马上兴奋地写了封短信向科赫吹嘘。
可惜，即使喝下了霍乱弧菌，也不能证明什么，佩腾科费尔的理论毕竟是逆流而行，9年之后，他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吞下血吸虫、霍乱弧菌、以及各种各样重口味的东西，给自己注射患者的血液，往心脏送导管，在后背做伤口——这群拿自己身体做实验的人，被称为自体实验者。本书的作者特雷弗·诺顿说，他对这些科学人物叹为观止，“要问他们为何干出那些事来，那实在是一部混合着无私、自大、勇气、好奇以及十足傻气的奇谈。”
还好，科学的领奖台上不乏这样的“傻子”。
1981年，澳大利亚消化科临床医生巴里·马歇尔与罗宾·沃伦合作，推断幽门螺旋杆菌可能是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病因。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巴里开始实验：他把一支试管放进自己的喉咙，让它滑入胃中，蹭下几片胃黏膜来做检查，确认自己既无肠道感染亦无螺旋杆菌。过一段时间等胃壁愈合后，他便吞下了事先培养好的幽门螺旋杆菌。
当然，他也做了其他的一些预备工作：首先，他没有让医院伦理委员会知道，以免他们阻拦；其次，在仰脖子喝下细菌之前他一直瞒着老婆。这个医生当时才30岁，他和罗宾谁也不是肠胃病学家，他们的实验即使说出去也会被嘲笑：谁能相信在胃酸里还能有细菌存活并致病。
其实就算不说，他老婆也能猜到，因为没过几天他就没精打采还开始呕吐，更惨的是，她对此冷嘲热讽，说他口气“腐臭”。
幸运的是，科学“大餐”起效了。根据巴里肠道组织的一系列活检报告，显示其出现了严重的炎症、胃炎、接着是溃疡。接着他们又证明了，除去幽门螺旋杆菌后，症状会消失或康复。
1984年4月5日，这个成果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立刻在学界引起了轰动。这一研究打破了当时已流行多年的既有观念，使得溃疡病从原先难以治愈反复发作的慢性病，变成了一种采用短疗程的抗生素和抑酸剂就可治愈的疾病，被誉为是消化病学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革命。
2005年10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两位科学家。
《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
[英]特雷弗·诺顿著 朱机译
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