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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的土壤新翻后松软温热，散发出类似发酵的好闻气味，握一把捻散，这气味会留在手上。黄利峰知道这是土壤里的微生物苏醒了，它们正像刚刚开启的苏打水里的气泡一样活跃起来。个头大又表皮光滑的“好看”土豆不一定好吃。黄利峰种植最多的是表面有淡色斑点的“小白花”土豆。随着季节更替，土壤里深沉呼吸的块茎逐渐饱胀，4个月后，成熟的土豆被黏着泥土挖出，送往离土地几公里外进行窖藏。如果运气好的话，土豆会在下一个周末被装上黄利峰的小面包车，最终在北京紫竹院某户家庭的厨房里获得新生。
返乡青年黄利峰成长在河北张家口，整个村子都以种植土豆为生。2012年他和妻子李遇夏回到家乡耕耘自家的10亩土地，不久后又承包下60亩土地扩大规模。他结实黝黑，不主动起话头儿，但在提到三样东西时，他就会滔滔不绝：土地、土豆和家庭。
与此同时，在四川盆地湿润的红紫色土壤上，成都小伙子唐亮正在播下新一季的红薯种子。他介绍自己：根在土地，但在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思维又和传统的农民不一样。没有多少钱，还是来做这个不好赚钱的行当，“我们在回归土地”。
绿色种植的尴尬
“种植过程承诺遵守以下几条原则：只使用自家的羊粪做肥料，未使用任何化肥及复合肥，未使用农药及除草剂，未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产品用于防病和驱虫，未使用转基因种子及有疑虑的种子……”黄利峰将一份《土豆种植情况说明书》挂在网上，内容详细到种子编号和植株隔离带种植的作物。
他觉得自己“多少是为了土地回来的”。他见过喷撒太多农药和化肥的农田，掀动起来像在翻石头块，“微生物都死了”。
返乡的契机是妻子李遇夏怀孕了，夫妻俩商量过，决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抚育这个孩子。两人是同乡，在河北同一所大学里学农业专业，因此结缘。李遇夏活泼爽朗，在微博上管黄利峰叫“男青年”，自称“女青年”。黄利峰则称呼她“大总管”。毕业后黄利峰在北京一家小型生态农场德润屋担任种植和配送工作，每月基本工资2000元上下。尽管世代务农，在北京郊区耕作时，他还是发现每天都有新的东西需要学习，尤其是市场和管理。
通过ID为“快乐返乡青年”的微博账号，李遇夏每天和北京城里关注孩子食品健康的年轻妈妈、羁旅的香港艺术家、追求生活品质的白领女孩热烈地交流着。
收获的一部分被通过淘宝销售，剩下输往北京的三分地等其他“新农人”的农场，用于丰富他们面向订户的配送。黄利峰每周驱车100多公里路赶往北京市里的“有机农夫市集”，向“赶集”的白领们贩售新鲜的紫土豆。“流浪”的集市有时会选址在购物中心商业街的空地，市集管理人员撑起咖啡店式的阳伞，为农户遮挡阳光。
黄利峰的市场在北京。由于用他承诺的方式种植的土豆成本高，定价在每公斤9元左右，远超市场平均水平，在河北，黄利峰很难找到足够多的顾客，人们几乎“完全不理解”。
无论在与顾客交流时如何习惯地提到“有机种植”，他仍然谨慎地使用“有机”这个概念。严格意义上的“有机食品”是需要获得国家认证的，他没有。他不清楚哪些官方机构能提供有机认证服务，而商业机构办理的要价远超他的承受能力。
对此他并不介怀。周围的朋友没有做认证的。“做了也没用。”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超市里摆着的产品，标明是‘有机’，但一算价钱就知道肯定有水分。扣掉超市进店和仓储运输费用，剩下的那点儿撑不起有机种植的成本。再说，消费者不信任，有再多的标签也没用。”
水、土壤、空气，所有这些大自然的力量都会带来污染。这不是他能控制的。他只承诺做到《土豆种植情况说明书》上的要求。“买我的土豆的，都是知道我的。”他笑笑说。
精耕细作小格局
土地和家庭是唐亮最大的资本。在属于自己家庭的土地上，他和父母，几位叔伯共同耕作，同样采用绿色种植的理念。
从东南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这个农民家的娃儿短暂地坐了一阵子办公室。偶尔读到关于社区支持农业“小毛驴”农园的报道以后，他只身来到北京，投奔当时“小毛驴”的骨干石嫣，开始了3年在北京种地的生活。
“我去北京就是为回家做农业准备的。”他精瘦，略带点书生气。耕种收获忙闲分明，闲的时候他整天整天地发呆，想土地，想自己该怎么做。和黄利峰一样，他并没有可以与“中产阶级下乡”相比肩的资本投入。
整个村子的年轻人都在奋力涌向城市。在亲朋好友眼中，从城里回来当农民算得上是一种人生倒退：“你儿子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了？”面对这样的关心，父亲一直没有作任何表态，唐亮知道他其实仍在费力地理解自己一系列的决定。直到某一个晚上，粮食酿的酒催化了一夜长谈。父子俩达成了和解。
唐亮和父亲掏心掏肺的那个晚上，倒出自己琢磨很久的想法：小有小的好处。自己小小的生产团队不走规模化经营道路，专攻精耕细作。和黄利锋一样，他的消费群体在城市里，人们乐意花更高的价钱购买好吃健康的蔬果。这种投入在他能承担的范围内，也最适合由家庭组成的团队。
“我们算是‘小而美’。”他用了个互联网术语解释说，“不是说不用农药化肥就完全放任不管了，怎么种地的学问更大。”
农业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社区农业和家庭农场可能是中国农业最优的选择之一。”在他看来，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最占成本的部分，也是返乡青年们的优势。城里人没有这两项。做农业成本太大，发展不起来。大资本农业生产不能标准化、高风险、低效益，并不适应于一般的产业发展模式。家庭作为劳动、生活的最古老单位，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灵活地满足了农业生产的要求。
“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不愿种地了，其实对他们来说，比起城里，土地还是有无限潜力的。”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为何劝走投资人
两地的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青睐面积更大、产量更大的种植者。唐亮和黄利峰没有获得过当地政府一分钱的补贴，也没人告诉他们该找谁、有哪些程序。地里活儿太多，他们也从没指望过这个。
只有一件让黄利峰感到极度不平的事。返乡第一年，他通过农科所下好订金买土豆种子，去取货时却被告知供不应求，已经被订户买光了，“只能退钱”。这个老实人又懵又怒，争了半天理，还是扯不清楚。农时耽误不得，只有去其他公司花高价买种子赶在节气过去前种下。
“再也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皱着眉头说。
现在最让他担心的并不是没有政府支持，而是市场。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100公斤土豆，不知道怎么解决。一起学农的同学最后留在农业领域的并不多，靠土地创业的只有他自己。市场和管理方面，他只能和妻子不断摸索。
但是他坚信自己有一天是会赚钱的。用有机方式种植的土豆成本高，价格不受供求影响，不会出现丰年价廉的现象。他琢磨：只要找到更多愿意买土豆的人。
“有耐力做这一行的，还是看好未来的发展吧。”唐亮哑着嗓子说，他在地里待了一天，傍晚又接待了几位来农场考察的朋友。在成都的生态蔬菜圈子里他已经小有名气，同行之间经常走动。有时候来农场的不仅是客人，还有钱。
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这两年是个极热的投资概念。每次有投资人来，唐亮都苦口婆心地劝人家：这个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真的不值，你别投了。望着被他劝走的人开着跑车离去，他心里也怅怅然：他并不是不需要投资，只是现阶段他不能保证能对人家负责。
“农业发展和工业、商业的模式都不一样。”朱启臻说，“一样的投入，农业的输出表现在对社会、生态的巨大贡献上，经济利益就不会高，发展周期也相对较长。”
风里暖意渐盛，儿子越来越壮，黄利锋预估这一年自己的土豆事业能有个漂亮的上扬。只是有一点不完美：因为多年在城里读书和工作，他的农村户口已经彻底转为了城镇户口。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已经不是自己家庭土地的主人了。
本报记者 王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