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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我的大学宿舍，是在大三下半学期。
那阵子，“非典”的风声一日紧过一日，校园里人心惶惶，四处都能看到有人扎堆儿议论，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走！
陆续有人撤离。你知道，在人预感到危难降临的那一刻，只有家才是最踏实的避风港，至于学校宿舍，呵呵。
相比那些纠结于是走还是留的外地同学，我走得理直气壮。从学校到我家坐公交车大约4站地，是那种狠狠心步行都能到的距离。更何况我从小习惯了长途跋涉去上学，大学课程排得又不怎么满，走读这件事对我来说轻松自如。
我不太记得离开宿舍那天的情形了，怎样收拾东西，怎样和同学们告别，这些都不记得。只记得同屋的W姐姐一个劲儿催促：赶紧，再过几天封校了，想走都走不了。——她是那种永远替别人着想的人，每每这种时候，总是比我自己还急。
也许根本就没有告别。宿舍还在，同学还在，我也还要去上课，有什么可告别的呢？
每天早上我坐车到学校，和原来同宿舍的同学在教室里相会。一切似乎和原来没什么不一样，除了下课之后她们回宿舍，我回家。
住在家里的日子舒适安逸，可以随时洗热水澡，不用千里迢迢去打开水，夜里11点不再强制拉闸断电，冰箱里的饮料喝到吐，再也不会被同屋没完没了的深夜电话影响睡眠。我觉得这一切都好极了，用两年半时间适应的集体生活，一下子被彻底颠覆。
很快，事情又有了新变化。“非典”疫情蔓延，学校彻底封闭，我被关在了外面。也就是说，要想进学校，必须先在隔离楼里住上一个星期。于是，我的走读生涯被迫中断。
人就是这么奇怪，越是不让做的事情就越是想做。平时去学校可能有一万个不情愿，而一旦告诉你不能随便进出了，就立刻想起它的百般好处来。
课停掉了，我与学校唯一的连结便只剩下宿舍。多年以后，W姐姐回想起“非典”，总是对我跑去学校门口给她们送提拉米苏的事念念不忘。她不知道，应该说感谢的是我，因为那只是漂泊在大门之外的人企图接近学校的一个借口而已。
那段时间的北京，街道上人少得近乎萧条，我们隔着学校的铁栅栏门分享各种信息。大家都戴着口罩，看不清彼此的表情，但眉眼间全都是温暖和亲密。
后来学校复课了，但一个多月来宿舍床位上积攒下的灰尘，让我始终没有勇气回归，直到大四毕业。大概这又是借口吧，真正的原因应该还是贪恋家里的环境和伙食。
宿舍里依然保留了我的床，以及我的书桌、抽屉、柜子和置物架，尽管后来的一年多里我很少回去。而我也依然揣着宿舍钥匙，课间聊天时坚定地和“我们屋”的小伙伴站在一起。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出游，一起上课，考试之前一起凑在自习室里交换各种复习材料。一切都没什么不一样，除了各种活动结束之后，她们回宿舍，我回家。
我以为这理所当然，却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后来再没去住过的地方，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我才是这里的一员。
懂得这件事是在毕业之后。
W姐姐留校读研，我隔三差五跑去看她。那是她的宿舍。就算我们的关系再怎么亲近，回自己家的感觉始终和去别人家做客不一样。我会不自觉地想，这个时间来是不是方便？待得太久会不会打扰人家休息？桌子上的小零食不好意思像之前那样抓起来就吃，就连坐过的凳子也惦记着走的时候要放回原处。
甚至，在曾经那么熟悉的校园里，兜兜转转，却忽然发现无处可去。现在的我只是个游客，不再属于这里，就像我不属于某家商场、某个公园、某条街道一样。我曾经以为宿舍只是个住的地方，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学校里我几乎所有的归属感，都来自那一张简陋的单人床。
毕业那天我没有和我的宿舍告别，只是从尘土堆里挑拣了些还能用的东西，打辆车拉回家。我以为我一定不会留恋那个地方，那个简陋的、拥挤的、潮湿的、闷热的4人宿舍。然而10年了，每一次我去学校，总还是会不自觉地走到当年的宿舍楼下，眯着眼睛张望那个再熟悉不过的窗口，想象着里面现在住着谁，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如果真的可以回到毕业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认真地向我的宿舍告别，向它说一声：谢谢，再见309。
杜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