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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下旬以来，为给打击行贿提供更好的法律支持、将打击行贿纳入反腐重心，最高人民检察院连续两次召开会议，强调扭转此前长期存在的“重受贿轻行贿”局面，将行贿犯罪查办纳入办案重点。目前，司法部门也正在研究修改或出台相关法律。（《南方都市报》6月4日）
统计表明，2008年1月至2012年7月江西东部某地级市全市、南昌市某区、宜春市某县、赣州市某县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发现，4地5年共立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683起，其中行贿犯案仅41起，占总立案数6%；相比之下，受贿案占比最高。由此可见，在行受贿案件中，受贿打击多，而打击行贿却是微乎其微。
行受贿是对合性犯罪，有行贿才有受贿。因此，如果光打击受贿犯罪，不打击或轻打击行贿犯罪，难免造成行贿人肆无忌惮，继续向受贿人输送利益。在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必须强化打击行贿犯罪，有关部门将打击行贿纳入反腐范围，是及时也是应该的。
打击行贿犯罪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行贿与受贿犯罪不同于其他刑事犯罪，这种犯罪是比较隐私的，也往往是“一对一”的证据，如果双方不开口甚至是一方不开口，案件就难以突破，结果不要说行贿犯罪打击不了，就连受贿犯罪也打击不了。以往，许多受贿案件的突破，还是有赖于对行贿犯罪嫌疑人的“豁免”。在案件调查中，只要行贿人如实交待，就可不予以采取强制措施甚至是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对行贿犯罪嫌疑人的“豁免”，并非中国特有。在许多西方国家，行贿犯罪嫌疑人也往往被当作“污点证人”，只要出庭作证就可以进行刑期交易，比如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只是，我们对行贿犯罪嫌疑人的“豁免”，只是在实践中进行，并没有充足法律依据，因而容易引发公众的诟病。
当然，我国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是事情曝露前，有几个行贿人会主动交待行贿？因为，如果一交待行贿行为，他们凭借行贿获得的不当利益就可能丧失。他们因此还会得罪官场之人，难以再依赖官场生存。
对行贿人形成压力，就是促使行贿人产生危机感，让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产生“竞争”。谁先交代，谁就能占点法律上的“便宜”。目前这种竞争无从谈起。受贿人即便主动交待了行贿人的行贿行为，他在审判中获得减免刑期情节也只是“自首”，仅仅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他选择不主动交待，可能自身受贿行为不会曝露，不会接受刑事处罚。
为有力地打击行受贿犯罪，应当同时给予行贿人、受贿人主动交待以法律优惠的机会。即便在司法机关启动追诉后，如果行贿人或者受贿人主动交待了司法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揭露了行贿人或者受贿人，都可以以“立功”论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此，就形成行受贿双方相互竞争的局面，他们可能在司法机关启动追诉程序后，争先恐后地揭发对方，以获得“立功”待遇，进而更让司法机关更容易查处腐败犯罪。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