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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总是离不开与它们有关的内容，听到任何新消息都恨不得立马飞奔到它们身边，陆宴辉说，自己和这个小家伙“有了感情”。
但是，让这位34岁男人念念不忘的小家伙没有可爱的面孔，“举手投足”也找不到一丝惹人怜爱的影子，甚至连名字——棉花害虫，都让人听了以后恨得咬牙切齿。
每天上班，它们几乎都陪伴在陆宴辉身边。在与办公室一墙之隔的实验室中，这些小虫子等待着被陆宴辉和他的同事切割开身体，或者放进风洞实验设备。陆宴辉说，做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知道如何与它们作斗争。
1992年，棉花害虫中的“老大哥”棉铃虫大爆发，造成棉花减产30%到50%，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亿，而当年全国的GDP只有2.7万亿。
曾经，“人们看见田里的害虫就去打药”，但是1992年到1996年，因超量使用农药而中毒的人员达到数万人，土壤、水源受到严重污染，而抗药性像盾牌一样帮助这些害虫抵御农药的攻击。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是，河北一位农民，在棉花地里挑出一只棉铃虫，放进农药氧化乐果的瓶子里。过了一会儿，棉铃虫并没有被杀死，但是当他把棉铃虫扔在地上以后，院子里吃了虫子的鸡却倒地毙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棉铃虫对常规化学农药的抗性非常高，有些到上千倍甚至上万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簇新的大楼里，脚踩一双黑色布鞋，打扮颇为朴素的陆宴辉告诉记者，“我们现在做的是棉花害虫的生物学研究与防控，研究棉花害虫自身有什么生物学特性，在田间有什么发生规律，从习性和规律入手，提出治理措施。”
经历了1992年的棉铃虫大爆发以后，我国从1997年开始在河北等地试种由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的一种叫做Bt棉花的转基因品种。这种棉花里的Bt蛋白，通过和昆虫体内的特定受体结合，能有效杀死棉铃虫。
但在陆宴辉和同事们看来，人与虫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决定性胜利。含有Bt蛋白的转基因棉花因为能有效地杀死棉铃虫，而被称为“抗虫棉”。但是当这些抗虫棉在华北等地大面积种植以后，农民因此减少了打药次数。陆宴辉所在的团队提出假设，这种打药次数的减少，会对其他害虫的种群数量产生影响。
“即使田间下了一场雨，对虫子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陆宴辉说，这些单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虫子生存能力极强，“一旦环境中有些条件适合，种群数量一下子就上来了。”为此，陆宴辉长期在华北农村蹲点试验，综合观察田里各种虫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摸清这些虫子的习性，1980年出生的陆宴辉已经花了十多年的功夫。在大片的棉田里，陆宴辉和同事早上6点就要开始工作，观察虫子的生长阶段，对棉花产生的危害，有时还要小心翼翼从棉花上把虫子采集回来，带到北京的实验室分析。
经过多年的积累，陆宴辉和同事们终于用数据证实了Bt棉花带来的打药次数减少，导致了另一种害虫盲蝽蟓变成了棉田的主要害虫。论文发表在2010年的《科学》杂志上，这已经是这位80后科学家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在这本杂志上了。
两年之前，陆宴辉所在的团队证实了过去10年间，中国北方大规模种植的Bt棉不仅降低了棉花中棉铃虫的数量，而且还减少了周边没有进行Bt改良的农作物的虫害。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转基因作物抗虫性进行的大规模长期跟踪研究，论文引起了《科学》杂志的重视，并被作为封面故事刊登在2008年9月19日出版的杂志上。杂志的主办方美国科学促进会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成果，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科学组织来说，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举行新闻发布会。
而多年以前，陆宴辉还想象不到，自己会和地里的虫子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出生于我国传统棉区之一的江苏南通，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仍然记得小时候村里人和棉花害虫的斗争，背着沉重农药桶的人们，经常被汗水和药水打湿脊背。高中毕业，农家子弟的他和身边大部分人一样，报考了师范等热门专业，后来是“稀里糊涂地被录取到植物保护专业”。
大二时，他在学校扬州大学进行了劳动实习；到大三，他来到了江苏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参加毕业实习。才发现一些老先生年纪很大了还坚持下到田间考察，皮肤晒得黝黑，“放在田间和农民根本分不出来”。他们做出的研究成果，现在依然是农民进行害虫防治的重要依据。
这些都对农村来的陆宴辉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当时就觉得要踏踏实实把这项工作做好。”陆宴辉说。于是从本科到博士，陆宴辉的工作再也没有和这些虫子分开。而如今，他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的研究成果，也经过提炼变成两三句简短的害虫防治要点，出现在农民眼前。
“搞生物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坐在自己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陆宴辉说，“在这中间总能发现许多问题，能够激发人们的兴趣，一旦兴趣上来，研究就有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