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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每日新闻》一篇题为《日本企业加速从中国撤资》的文章称，由于人员成本和土地价格上涨，加上政治风险增大，日企正加速从中国撤退。但该媒体也同时指出，“这一过程实际并不容易”。
7月10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5月私营部门核心机械订单较上月大幅下跌19.5%，跌幅创历史纪录，恶化程度远超市场预期的增长0.7%。一位日本政府官员表示，5月机械订单数据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外订单暴跌46%。
与此同时，人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也让中国经济承受压力。据统计，2001年～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4.6%，年均实际增速为12.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将发生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化，过去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
人力资本的上升对产业的影响显而易见，一方面，劳动者报酬改善支持消费和服务规模扩大与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依赖大量劳动力的传统制造业规模平稳，而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急需扩大。
日企的犹豫与坚守
中国日本商会会长泽田真治郎于6月向媒体公布了2014年版《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白皮书》。这本白皮书对8579家日资企业进行调查分析，中国作为“中期(今后3年左右)看好的事业发展目标国家和地区”在2013年的得票率为37.5%，继印尼(44.9%)、印度(43.6%)和泰国(38.5%)之后排名第四。这是自1992年开始该项目调查12年来，中国首次失去首选地位。
日企考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劳动力难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减速、与其他公司竞争的激化、中日两国政治关系走向。其中考虑缩小业务或撤离中国市场的主要是制造业，而在中国生产、面向中国消费者的行业，仍会选择留在中国。
就在白皮书发表的前一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通报了今年1月至5月中国商务运行情况。“主要国家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韩国和英国同比增幅较高，分别为87.9%和62.2%；日本同比下降42.2%，美国同比下降9.3%。”
日本贸易促进会在2014年的另一项调查，表明了在华日企作出的选择。在被调查企业中，54.2%的企业表示会扩大在华业务，39.5%的企业则选择维持现状。有5%的企业选择了在中国缩小业务，1.2%的企业将从中国退出转移到其他国家。
日本连锁便利店罗森正在放缓在华扩张步伐。罗森首席执行官新浪刚史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罗森决定将其到2020年在华开1万家门店的计划推迟至2025年实现。目前罗森在中国有384家门店。
日企中也有继续留守、改变策略的选择。“最初面临的问题是电视的价格问题。”日立制作所执行役会长兼CEO中西宏明说。日立作为日企，最早在中国建立了彩电工厂，“很多中国朋友都跟我说，小的时候家里的电视是日立的，我们也确实希望能把这个事业继续保留下来，但显像管电视变成平板后，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价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一年之内价格降低一半左右。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进行新的设备投资。”面对中日两国媒体，中西宏明表示，“我们也在认真考虑在这种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中，如何能够生存下去，以及我们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如何能够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我们当时就进行了转型。我们在中国的事业发展在进行变化，日立集团需要投入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资源。”
中国+1战略，日企东南飞
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特约研究员周永生表示，日本的行政指导政策，基本上就是要求企业1+1投资，一份在中国，一份投资到东南亚或是印度，“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东南飞”的日企显然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周永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日企投资到印度距离太远，运输成本上升。另外，印度的投资环境并不好，项目审批效率低，也使成本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东南亚虽然人力成本很低，但基础设施差，也需付出较多投资。但他同时表示，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分摊到每个企业头上。
日本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冯玮表示，随着国际产业的梯次转移，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日企要逐渐向东南亚转移。另一个原因是中日关系比较脆弱，使得日本一些企业产生担忧。
但同时，日企要撤出中国并不容易。冯玮指出：第一，日企要承受替代成本；第二，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日本并不愿意让出。
“中国工厂”转向“中国市场”
面对一些日企撤资的可能，冯玮认为，中国需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联系，扩大外交层面活动的空间。
周永生表示，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加大对欧美的招商引资；创造一个中日两国比较和谐的经济交流氛围，对日本资本尽可能挽留。
“别将政治和经济眉毛胡子一把抓。”周永生主张政经分离是对中日两国都比较好的策略。日企撤资，在小范围内还是会影响中国市场的繁荣；对于日本厂商来讲，也增加了成本。
同时，冯玮提出，公众应对日本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一方面要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到历史问题之于中日关系的意义；另一方面，应加强外交方面有效的、能够唤起国际舆论共鸣的舆论攻势。
他还表示，中日两国至少在经济交流的层面是“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隔绝对两国老百姓都没有好处。要加强和民众的交流，“具体的民间交流是可行的，是可以改善中日关系的”；加强和日本企业方面的交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绝对不是威胁，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有利的，有利于推动日本的经济”。
现阶段，冯玮认为，对已经存在的中日经贸关系还是要进行维护，对于尚未建立的需寻求建立的可能。
再将视野拉回国内，不断上升的人力成本是不可扭转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产业升级要加快步伐。
在产业升级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琳撰文指出，日本通过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使产业结构由单一化、低级化，向多样化、高级化演进。通过动态的学习过程，发挥后发优势，从最初接受转移，到向外转移和出口，日本经济实现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赶超发展，实现了从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演进。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纺织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跨越升级。
对此，张琳对中国提出的建议是：第一，培育和打造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及本土企业，完成从低端参与型到自主主导型贸易的转变；第二，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出口产业，一方面推动其向产品链研发、设计和销售等高利润环节发展，另一方面要鼓励其海外转移和有步骤的退出；第三，中国外贸企业转型经营自有品牌，重视产品差异化和产品创新，社会和政府应当为这些先进企业创造品牌经营的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
由“中国工厂”尽快转型为“中国市场”，才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