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勇敢发声才能摆脱看客状态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在公共领域探讨公共话题，“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因为只有文明地交谈，才能获取文明的成果。这也是为什么徐贲会在今年出版《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这么一本探讨理性言说之书的根本缘由。

    “这是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徐贲在序言中如是说。为何青年读者要学习说理？因为社会建设需要有理性的年轻人，绕开谬误的陷阱，抛开情绪的煽惑，更冷静客观地对待问题。一个讲道理的社会本能地比一个不讲道理的社会更好，这是一个无须再多论证的常识。

    当今社会，即使是单纯的利益共同体，也需人们为共建其多元利益与多元价值的社会而结为同盟、理性互动。然而，国人似乎素来不擅说理。现当代以来，“文革”十年摧毁了人们的理性与感性；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中的腐败之风浸润、侵蚀了人们的德性与智性。近年来，人们理性匮缺尤甚——君不见充满暴戾之气的网络硝烟肆意弥漫、无所不在？其间纵然笔底生花，却往往情绪大于理智。因此，国人亟待从学习文明的说理开始重建理性。

    在讲述如何学说理之前，徐贲首先教授的是“判断”。即，对所闻所见作出正确判断：哪些是有理有据、可以讨论说理的存在，哪些是毫无营养的废话、不怀好意的“谬误”与“圈套”？他介绍了一种简便有效的“图尔敏模式”。

    例如，三段论论证禁烟，大前提是“有害于人体健康的东西都应该被禁止”，小前提是“香烟有害健康”，结论是“因此香烟应该被禁止”。“图尔敏模式”呢？主张是“香烟应该被禁止”，理由是“香烟有害健康”，保证是，“一切有害健康的东西都应该被禁止”，如果人们提出“有害健康的东西就一定要反对吗？”这么一问，禁烟与否就值得人们从各个方位各个角度对其进行判定讨论。

    如此这般，听众只需以简单的步骤，即可分析出说者言中哪个环节有陷阱和漏洞，以及如何进行辩驳——有的放矢地进行分析辩驳，让说理论辩的标靶更为清晰准确。而分析其人言语的过程，也在建造自身的理性。 

    徐贲在列举了相当多的、让人会心一笑的、你我也会习焉不察的谬误之后，甚至戏谑地把喜欢利用谬误和滥逻辑的行为称为“雄辩症”和“厚皮症”。只要你碰见过胡搅蛮缠的人，你就会对书中“厚皮症”的描述感同身受。例如阿Q的：“和尚摸得我就摸得！”“你说这个萝卜是你的，你叫它一声它应么？”再比如2011年某位英语流畅的前财经频道主持人质问骆家辉：“大使先生，听说您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

    “雄辩症”、“比烂逻辑”被徐贲喻为“恶疾”。建设理性是建设理性社会的一部分，建设容忍理性的教养，抵抗非理性的侵蚀，就是抵御恶疾的方法。而另一个方法则是建立起社会良好的公民教养和健全的道德价值观念。

    当然，谬误不仅仅与理性相关。“人文关怀”的传统起到了另一种重要作用。它强调说真话，用正确的理性说话，对听众的福祉抱有真诚的关怀。否则强大的逻辑也未必会推理出正确的话语，漂亮的言辞只能沦为“骗术”、“诡诈术”。关于这一点，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推理方法，一本书，一个人能完成的。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沟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阿尔蒙德在《政治传播》开篇中就提到“政治领袖和政治理论家都同样认为交流对政治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人们勇敢发声，才能真正摆脱鲁迅所说的“虚无”的看客状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如果只是看客状态，那么任何猜测、嘲讽、咒骂都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参与，是虚无中的更微弱的虚无，最终也会消弭于虚无，离理性社会越来越远。

    《明亮的对话》虽然是一本启蒙说理的书，但绝不是一本充斥着各种概念术语的枯燥之书。徐贲还钩沉出西方论说理性的演进历史——从滔滔不绝的雅典学派谈到现代说理随笔的最终成形，其间的小典故、小故事信手拈来，俯拾皆是。为了证明说理与说理环境的良性互动，他详细地列举了美国小学生从四年级开始学写说理随笔的例文。

    例如小学四年级的语文分为6个单元，每个单元由文法和写作构成，6个写作单元分别是：个人叙述、比较、说理、解释、故事、说明。五年级的孩子虽然大体学的题材和四年级类似，但是他们被要求展现自己的“观点、看法”了。到了大学一年级，“Essay”的写作有了更明晰的标准：一、目的（内容）；二、结构（组织和发展）；三、语言；四、技术性细节。在一篇文章中，如何引出自己的观点，如何找到支持自己的观点的证据，如何让这些证据有逻辑有结构地一步步加强说服力地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文法通顺言辞漂亮……这些都是美国大学生需要修炼的。

    不得不说，看着美国学生写作文，感受一回给美国学生挑逻辑刺儿的经验，真是很有意思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