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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山东妇女张欢还记得自己5年前拿起一瓶氧化乐果的情景。“我不知道怎么就去拿了那瓶农药。”这个靠种地和捡拾煤块为生的女人说，“当时一定是疯了，我走过去，喝了一口，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面对着经济负担、疾病困扰、以及社会压力，张欢选择了自杀以求解脱。她只是做了许多农村妇女在她之前已做过的事情。
新闻中能检索到的，还有上周发生在福建省漳浦旧镇林美村的一桩悲剧。35岁的年轻母亲陈英，在杀死年仅5岁和9岁的两个小女儿后，上吊自杀。陈英自杀的前一天，湖北松滋市红花村薛萍，因为家庭矛盾用斧头砍死丈夫后服毒自杀。
与此同时，城市中和“自杀”有关的新闻也并不少见：官员、商人、媒体从业者、以及老人……“自杀”二字频频见诸报端。
可是，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最近刊文披露，近年来，“中国自杀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而支持这个论断的证据，来自香港大学今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香港大学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称，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
“其实我对这个结论感到很意外。” 该研究报告主要起草人、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的自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
“诡异”的现象
在企图自杀前的日子里，张欢越来越郁闷。乙肝使她几乎与世隔绝。想给孩子盖房，经济却十分拮据，再加上与邻居发生宅基地纠纷，加重了她的焦虑。在一次晚饭散步后，她决定自杀。
那一年，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一份数据称：在中国，自杀已成为第五大死因，且居年轻女性的死因之首。
中国一个特别突出的、和别国不同的现象是，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报告《妇女和健康：当今的证据，未来的议程》一文强调指出的。
根据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数据，1995至1999年间，15岁到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7.8名女性自杀，而其中来自农村者占比高达93%。
曾担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关注中国自杀问题长达20多年的加拿大籍博士费立鹏研究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左右”。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景军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称，“从1987到1997年，农村女性自杀率曾明显高于农村男性自杀率” 。
因此，不难理解国内不少学者和媒体人对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吃惊不已。
这份题为《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的论文称，1995年至1999年，15岁至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之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5.2名农村女性自杀。而2011年，这一数字减少为每10万人之中只有3例，降幅超过了90%。该报告发表于德国《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杂志。
其实，这个看似“夸张”的结论并不孤立。根据景军团队的统计，1998年之后，农村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男性的现象得到扭转，至2010年，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已经较1987年下降了78%。
香港大学另一个2012年发表的有关自杀的研究项目，对山东省近20年间的自杀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了95%，全部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也下降了68%。
同年，整个国家的自杀率也在下降，《经济学人》援引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称，2012年中国每10万人自杀6.9例。
叶兆辉将之称为“诡异的现象”。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出现这一变化的前提是，中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进行大规模宣传干预。“这种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设施等增加的基础上的。”景军也强调说。
这让从事自杀干预研究几十年的叶兆辉有些困惑：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的流行理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相互疏远和更高的自杀率。
一些数据也表明这个理论在更富有的发达国家成立。比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3年，全球平均自杀率从每10万人11.6例增长到了14例。而中国恰恰相反，并且中国周边的富裕国家明显存在更高的自杀率。
农村女性的“贡献”
中国自杀率的下降，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的降低。报告称，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降；同时，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左右。
“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益处。”叶兆辉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可能。”
针对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原因，该报告着重分析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即我国境内大批农民离开乡土到城市打工，包括女性的广泛参与。
1987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者共1050万人，而到了200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达1.4亿。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在2006年的农村外出打工者中已经占到36%，其中年轻女性占绝大多数。
叶兆辉指出，人口迁移帮助农村女性远离了农村最简单的自杀方式：喝农药。据称，“中国农村75%的农药是一直存放在家里，不是特意为了自杀去买的，如发生和配偶吵架之事，农村妇女到家里拿农药就喝了，根本没有思考，其中62%的人抢救失败”。
张欢就是在家里楼梯的背后，找到那瓶标着氧化乐果的液体农药的。这是她丈夫买来为棉花除虫的，在她企图自杀时，虽然家里已不种棉花，但还留着它。
氧化乐果是一种有机磷农药，不少人选择用类似农药来自杀。《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09年10月号刊登了一项调查有机磷农药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报告称，使用有机磷的地区自杀率较高，慢性有机磷中毒可能会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进而导致与这些精神疾病相关的死亡。
该简报发布的前一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发表了一份题为《急性农药中毒临床处理》的文件，宣传对象以决策者为主。
“农药的毒性下降也对降低自杀率有所贡献。”叶兆辉严肃地说。
这一问题早此年已被关注。甚至有不少精神卫生学者呼吁对农药进行稀释。“这也是农药毒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景军介绍说。
但他更为强调的是“离开”。对于许多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而言，前往城市打工，可能面临种种的压力和困难，但即使这样，也比她们留在农村要好。
景军认为，个人的抗争是中国农村女青年自杀率高的最佳解释。这种抗争往往发生于家庭内部，同妇女地位、婚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配、育儿养老等问题交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杀者在最近一年的生活状态和最近一个月内的重大生活事件与自杀致死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家庭暴力为例。一项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显示，在问卷所给出的4种选择中，47%的人选择了“丢脸”；38.2%的人选择了“无所谓”；12.7%的人有自杀的念头；9.8%的人内心有恐惧感。还有的妇女什么也没有选，而是写上“不能忍受”、“想离婚”等。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家暴在乡村文化中的不被察觉和被宽容。
报告认为，农村女性的迁移，使得她们在一年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离开了既往的来自农村的普遍家庭纠纷，告别父母的压力，以及其他贫苦乡村里的生活压力，也包括远离农药。
据称，西方发达国家自杀与自杀未遂者90%都患有精神障碍，而我国因精神障碍而自杀的只占63%。通过对自杀未遂者的调查发现，很多人其实并不想死，只是一时冲动。如果远离农村的处境，或者农药当初并未存放在家中，有不少悲剧可以避免。
新的忧虑
叶兆辉提醒，农村女性自杀率降低值得高兴，但这并不是中国自杀率变化的全貌。报告指出，推动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因素，尤其是人口的迁徙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大多数忧虑指向老年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如今，老年人口在中国人口中增长最快，每10万65岁到69岁的城市老年人中有9.9人自杀，每10万70岁到74岁的农村老年人中有41.7人自杀，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老人自杀率在过去10年的头5年总体下降，城市比乡村下降更快，但是这个比率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
根据2005年发表在中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在调查了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的数据以后，发现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案例中，59.2%与患急重病或受伤相关，34.5%与经济困难有关。
“随着国家的老龄化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可能触及危险的转折点。”《经济学人》杂志评价道。
“其实就是稍微有一点干预，就可以让自杀率明显下降。” 景军指出，自杀干预可以有效降低自杀人数，“自杀预防不是很奇妙的事情，要有人关心有人干预。”
他举例说，德国一座大桥是自杀者的常去之地，后来护栏从齐腰高，增加到齐眉高，该地自杀率大减。
早些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一位研究人员，被派往西北几个自杀率很高的村子，他的出现使得几个村子的自杀率降到几近为零。“你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再自杀就是丢地方的脸。”村民常这么对他说。
然而，当记者拨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8个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后发现，不少已经变成空号。杭州一家当地媒体报道称，自杀干预热线开通9年却陷尴尬：心理问题越来越多，打热线的人却越来越少，其中健康咨询类占了33%之多。记者拨打了深圳市自杀干预热线，电话那头一个甜美的女声表示，很少有农村女性来做心理咨询。
幸运的是，张欢在喝下农药后，没有成为那62%的抢救失败者。她立即被发现并送往医院，活了下来。至于未来是否还会有自杀的念头，她不假思索地否定说：“太贵了。”这个黑瘦的农村妇女表示，“上次住院和急诊就花了13900元。”
她摇着头拿出一包收据：“如果你是企图自杀，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分不报。”
（文中张欢、陈英、薛萍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