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的竞争者

    世人都知道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却鲜有人看到她身后的阴影中，还有一个肤色黝黑的玛丽·西戈尔。

    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南丁格尔，是克里米亚战场上英国将士们的“提灯女神”。在那里，她将士兵的死亡率从43%降到了2%，并奠定了护理行业的基础。同在克里米亚战场上，西戈尔被士兵们唤作“西戈尔妈妈”，尽其所能为伤兵提供舒适的住处与服务。

    后者在随后的100多年里迅速被遗忘。

    西戈尔长得圆头大耳，线条粗犷，因为是苏格兰与牙买加混血，她的肤色“带一层褐色”。她完全不是那种穿着白色护士服的温柔天使。生长在加勒比海岸灿烂阳光下，她是出了名的慷慨大方。她喜欢讲笑话，喜欢穿鲜艳耀眼的衣服，譬如柠檬黄或是海水蓝，往往还搭上一条对比色的丝带。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士兵的医疗护理极度匮乏，死于疾病的人比真正战死的人要多十倍。南丁格尔决定做些什么。她经过好友——同时也是政府办公室的主管——西德尼·赫伯特的同意，带着38名志愿护士前往克里米亚。

    西戈尔同样坐不住。与南丁格尔一样，她对护理工作怀有难以撼动的热忱。她带着来自牙买加的介绍信来到英国，四处毛遂自荐。但是没人愿意接收她。

    据说她多次向伦敦的克里米亚战争办公室请求，而负责招募护士的赫伯特夫人连见都没见她一面。

    西戈尔并不缺护理经验。她的母亲是牙买加当地的“女医生”，家里开一间照顾热带病病人的公寓。19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为了摆脱丧夫之痛，西戈尔沉浸于护理工作中。在家乡附近，几乎是哪里有传染病，她就上哪儿去照顾病患。

    那还是一个以肤色甄别人群的时代，即便在祖国牙买加，作为自由黑人的西戈尔也没有选举权，不能在政府部门任职。从前在中美洲行医时，一位当地白人激动地祝福这位“自己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黄色女人”能够“被漂白”，以使她“足以被任何机构接受”。

    西戈尔却告诉他，就算自己“跟其他的黑人一样黑”，“也照样会很快乐”。

    她就是跟同时代别的女人不一样：不要男人保护，不用财阀资助，也能到世界各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像没什么事情能难住西戈尔。既然坚信有责任去克里米亚，又不能跟着英国大部队一起去，那就自己上路呗！

    她很快熟门熟路地在克里米亚开了间“不列颠大饭店”，为待恢复的英国士兵们提供住处和饮食。衣着鲜艳的黑人老板娘没多久成了当地的红人，她向兵士们倒卖百货，同时又不遗余力地看护店里的伤患人员，对付不起钱的人同样服务周到。

    她成了英国兵士们的“西戈尔妈妈”。

    “她就是南丁格尔小姐与厨子的结合体。”有人对《时代》周刊的战地记者威廉·罗素说。

    在后来的报道中，罗素形容西戈尔是个既当医生又当护士的热心人。他还说，西格尔常常出现在战场附近帮助伤员，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

    同在克里米亚的南丁格尔也知道这位西戈尔夫人。她们看起来互相欣赏：西戈尔念念不忘自己赶往克里米亚的路上，南丁格尔曾伸出援助之手，为她提供了一天的食宿；南丁格尔则带着微笑对人说起西戈尔：“我听说过她，她为贫困的士兵们做了很多好事。”

    然而， 在写给自己亲戚的信中，南丁格尔坦言，她不希望自己手下的护士跟西戈尔有什么联系。她对这位大妈在供伤兵休息的旅馆里卖酒的做法实难认同。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的临时医院里做着自己的努力。她看到伤员们躺在极其破烂、肮脏的环境中，便敦促英国政府完善当地的卫生条件，包括通风系统、排水系统与饮用水条件。她富有创造性地对伤患与医院的数据进行了详细记录，使得病人的状况在纸面上变得一目了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战争结束时。因为结束得太突然， “不列颠大酒店”的老板娘几近破产：囤货没了销路，此前订下的货物还得照付款项。

    南丁格尔回到祖国，声名鹊起。

    西戈尔穷困潦倒地回到英国，多亏那些受过她恩惠的士兵赶来帮助，才得以挺过难关。

    1881年，被人遗忘的西戈尔悄然逝世。尽管她曾与南丁格尔一样吸引过公众关注，但在她生前，社会对于克里米亚的记忆只剩下后者了。

    有人说，那是因为西戈尔护理的士兵多是下层人士，很少能识文断字，以致没留下太多文字记录。

    直到进入21世纪后，英国学者们重新审视少数族裔面对的种族歧视问题，西戈尔才重新被人记起。2004年，她被英国广播公司评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黑人”。

    那一年，是她诞辰200周年。

    英国为纪念她诞辰200周年而举行的展览，也在第二年开幕了。展厅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