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不是一颗子弹

    2014年8月6日，李虎走了。

    他的灵车上铺满盛开的百合花。上百人来为他送行，从亲人朋友到医生护士，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艾滋病感染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门为他写下一条纪念微博：“愿天堂里没有歧视与不公！”

    朋友孟林说：“这在感染者里是很少见的。”更多时候，艾滋病感染者的离去显得寂寞无声：一两个亲人来到医院又匆匆离去，生怕让旁人知道；有的，则被停在病区旁的太平间里，至死无人问津。

    活着的时候,李虎总是站出来说：“艾滋病人需要的，不过是平等的健康生存权而已！”他相信北京地坛医院王克荣护士长的话：“艾滋病只是一种病毒，不是一颗子弹。”

    为了这份平等，他抗争了8年。

    2006年，李虎被确诊携带艾滋病病毒。他从天津赶到北京，找到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联盟的创建者孟林。“只是问问医疗上的知识。”孟林说，“但心里应该也是害怕了，不然不会从天津找过来。”

    没过多久，李虎从“求助者”变成了“救助者”。

    李虎筹建起天津海河之星感染者关爱工作组。为了筹钱，他关了公司，把难得的特种经营执照转让出去。

    筹建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和恋人几乎倾尽全力。“去酒吧、公园发放安全套，去每个疾控中心散发名片。”恋人小何回忆道。有感染者求助时，因为没有办公室，夏天在公园里见面，冬天只好约肯德基或者校区楼道里，“为此还被居民当坏人报警”。

    好不容易有了办公室，他和工作人员剪了“我们的家”四个字贴在墙上。此时与他们经常联系的感染者，从8个增加到128个。

    工作中，他发现了比艾滋病更可怕的“顽症”：无处治病。

    一位刚刚办理住院手续的感染者，因为查出HIV阳性，立即被要求转院；另一位感染者，尽管腿部已经发生溃烂，没有医院收治。李虎本人也遭遇过拒诊，在一次阑尾炎手术后，医院拒绝给他继续输液。

    “拒诊比比皆是。”孟林在微博里写道。

    李虎的微博里，常常见到被拒诊的患者的求救微博。这些求救，往往会引发一场骂战。

    他不得不一次次找相关部门。“有一次，我们一起到信访办提交材料，一听说有艾滋病，当时屋里的几十个访民一下全跑了，接待人员犹豫半天，也不肯伸手接装材料的牛皮纸袋。”小何回忆。

    在小何眼里，李虎的24小时，早已没有工作与生活的区分。

    李虎开始变得暴躁。他的“虎气”一上来，周围的人吓一跳，面对一个又一个求助咨询电话，他经常是“先把那边骂一顿，然后再说‘我给你讲啊，其实是这样’”。

    大年三十，李虎也只有一顿年夜饭的功夫可以真正休息。等夜里爆竹声四起，李虎的手机又会响起来，听筒里传来呜呜的哭声。那往往是有家难回的艾滋病感染者，在他乡异地，想找一丝稀有的慰藉。

    一些感染者打电话不一定都是求助，有时就是想找人说说话。时间久了，很多感染者把工作组当成自己的娘家，管李虎叫“虎妈”。

    临走前的一年里，李虎因严重的皮肤过敏住院，他的电话依然没有清静的时候。病床上的李虎仍然性急，偶尔对着手机骂人，但气力却被病魔慢慢消耗。终于有一次，孟林看不过眼，他冲进去喊：“人都住院了，别再打电话了！”

    但李虎停不下来。他还惦记着“晓峰事件”的审理进展。

    2012年，因感染艾滋病，罹患癌症急需手术的晓峰被多家医院拒诊。走投无路的晓峰找到李虎，要求维权。李虎说：“现在最紧要的不是维权，而是保命。”

    他修改了晓峰的病历，隐瞒了HIV阳性的事实，把晓峰成功送进了手术室。然后，他发出一条微博，公布了一切。

    舆论瞬间哗然。李虎被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声推上了风口浪尖。尽管不久之后，他递交给李克强的“感谢信”，勉强消解了公众对“晓峰事件”的非议，但事件并未因此完全结束。

    2013年年初，晓峰将拒诊医院告上法庭，至今仍无回音。 在最后的日子里，这是李虎关注的不多的事，他反复叮嘱律师要把案子“跟进下去”。

    渐渐地，他什么也无力顾及。6日凌晨3时22分，李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事实上，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名。“只是个名字而已。”他曾说。

    在“晓峰事件”后不久，李虎曾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采访。镜头前的他压低了棒球帽，戴着墨镜。被问及为什么做这一切的时候，李虎说：“我觉得我无法漠视生命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