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庆退休了。
在北京,副部级官员成堆,退休之类的事闹不出什么响声,还没大妈跳广场舞的动静大。高西庆退休后似乎没去跳广场舞,他刚刚参加了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2014届毕业典礼,高是杜克大学1986届毕业生。在典礼上,高西庆励志学弟学妹们,“深情回忆了他年轻时修铁路不忘学习英语”的故事。
高西庆话头一转道:面对现今横行于世的犬儒主义,尤其是人们对整个法律行业的负面看法,我鼓励你们不要丢掉做自己想做事时的那份乐观、理想以及激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现在你需要去证明你确实可以通过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不同。这种变化可以发生在法庭上、教室里,也可以发生在民间组织或是政府部门之中,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高西庆对证券市场这个精妙的资本主义筹融资机器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1988年夏天回国,“以近乎愚公移山的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建立中国的资本市场”。近乎愚公移山?一点不假,当年不仅是国人,连驻北京的美国领事也怀疑高西庆回中国的动机。1990年年初,当高要去杜克法学院教几周课,竟被拒签了,还是辗转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递了话才成行。
正是在那一年年底,中国深沪两市建立。而高西庆一路在证监会、香港中银、社保基金、中投公司狂奔,直至退休。
对监管者的角色,高西庆笑道:“就好比是媒人,如果做媒成功,男女双方会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好运气,但一旦失败,双方都会指责你的不是。我就获得了那样的待遇,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总是被骂。”
初进证监会,高西庆下功夫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其中第四章《兼并收购》写得非常详细,“前后都能够对得上”。国务院法制局的人说,与中国的立法机制根本不一样,太西化了,这一章没什么用,谁也看不懂,中国哪能像西方一样大鱼吃小鱼呀,十年八年都不会有兼并收购的事。高西庆反对也没用。
1993年4月《条例》出来了,海外马上有两种反应。一是说:“中国行啊,居然能出这么个东西!”另一是说:“这是什么玩意呀,东少一块西少一块,怎么出这么个烂东西!”高西庆说:“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怎么能够通过。”
半年后的9月份,发生了中国第一起兼并收购案宝延风波。半夜,证监会秘书长朱利给高西庆打电话,说《条例》无法套用。高当时正在纽约,大笑:“怎么这么快!”
该如何评价高西庆在证监会及中投公司的职务成绩?
初时,高西庆提出证监会不应该有发行审批权力,应该放出去。但有人告诉他,不能这样说,不然把证监会的饭碗砸了。此时高才知道,证监会还有饭碗的问题。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演变,与高西庆们理想化的初衷出现了很大错位,不仅证监会有饭碗问题,政府也有,比如为国企解困。
高西庆在担任中投公司总经理期间的海外投资得失,也是议论颇多。这是一个专业的国际市场的国家主权资产保值运作问题,并且,国家体制必定限制个人自主性,并非民间评论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莫谈大事。我记得高西庆的两件小事。2000年11月某日,笔者与高西庆对坐,有电话来,是一基金老总,抱怨《财经》刊登的《基金黑幕》。看高西庆的表情,极为难,嘬牙花状。高说:“如果报道失实,你可以告它呀,人家是传媒,有这个权利呀。”高西庆是高官,本可以对媒体另上手段的,但他的法律理念约束了他。
高西庆退休前,我为他给一本新书代拟了一句不咸不淡的推荐语,“财务分析对了解上市公司很重要”之类。几个来回后,高正色道:“你要我推荐一本我没看过的书吗?”话至此,余言皆废。
高西庆是个研究标本:一个海归如何融入政府权力场?如何发挥作用?在杜克大学典礼上,高引用美国诗人麦克斯·埃尔曼(Max Ehrmann)的诗句:“可以的话,尽量不放弃原则而与所有人和睦相处。”
这当是一句善言。可能另有一人有此情怀,杨小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