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人才”,而是“人”与“才”;不是讲“人才”的培养,而是讲“人”的培养,讲人的“价值”。
在中文中,“人才”是一个词,并不是“人与才”。我们通常都把“人才”落脚为“才”。我们讲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讲的是“才”。像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强调“拔尖创新人才”,讲的也是“才”。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的还是“才”。
现在有必要把“人”与“才”拆开来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人”重于“才”是我们学院的传统。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在2011年4月回学院时,对经管学院的学生们说:“做人”比“做官”、“做企业家”更重要。2001年6月,朱院长在“离任演讲”中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1992年清华电机系建系60年,朱镕基作为系友致信,引述他上学时系主任章名涛的话,强调学生要先学“为人”,再学“为学”。三次讲话,都是讲“人”重于“才”。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尽人皆知。但是它的出处和原始用意却非每个人都清楚。它出自一篇整整一百年前教清华学子“做人”的演讲,题为《君子》。虽然我们把这个校训常挂在嘴边,却容易忽略这是一篇教导清华学子“做人”、“做君子”的文章。
中华文化和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重视“做人”。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
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走向极端。过去35年,中国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我们学院是如何培养“人”的呢?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首先确立了“培养每—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两大教育目标。我们把培养“现代文明人”放在培养“杰出人才“之前,并且是对每一位学生而言,而不是只对少数杰出人才。
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也是清华的传统。我们学院今年提出学院核心价值:对己/正直诚实、对事/敬业尽责、对人/尊重宽容,第一条就是讲人格。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一些智商高(甚至也情商高)但人格低的“成功”人士,他们往往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记住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在你进入大学的今天,就应该是你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
在你们进入清华,进入清华经管学院之际,你们有很多梦想,可能大多都是关于如何成才的。但是,今天我讲的是:“人”重于“才”;今天我关注的是:人文、人格、人生;今天我阐述的是: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今天我向你们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
我从不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这是概率为一的事件,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人”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担忧之上,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有新面貌。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人”重于“才”。
(此文为作者8月28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