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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亡了将近10天之后，高玉伦终于被抓获。好莱坞大片一样的越狱故事戛然而止，可意犹未尽的人们似乎还不肯离去。
从3名罪犯越狱开始，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就云集在面积3000多平方公里的籍籍无名的黑龙江延寿县，挖掘着或重磅或边角的消息，为人们拼凑这难得一见的追逃大戏。
如今，即使这幕戏随着罪犯的落网快终结，相机镜头也不忘在最关键的时刻抓拍下高玉伦被抓获时的窘态，并将那张清晰到可以数出皱纹的脸广而告之，甚至还有记者锲而不舍地追寻着高玉伦被捕后的故事，告诉人们看守所里的他“似乎并无多大悔意，还要求民警‘松松绑’”。
法庭上，杀警越狱的高玉伦必将接受审判，但在法庭之外，那些曾经与高玉伦有着这样或那样交集的人们，没有必要受到更多打扰。可如今，这一切都一览无余地被展示在互联网上，供看客玩味咀嚼。
在这个聚集了亿万观众的戏台前，似乎很少人关心，当高玉伦母亲坐在病床上输液的样子被相机记录时，这位农村老人是否完全明白通过网络，这张照片会被多少人看到。
也似乎很少人关心，当举报人因对纷至而来的探访者不胜其烦，将小院落锁，却依然有记者要隔着栅栏采访时，这家人经历了怎样的烦躁与不安。
其实，罪犯的老母亲和我们的母亲一样，罪犯的亲人也和我们的亲人一样，哪怕他们是最底层的庄稼汉、不识“法律”两个字的文盲老人，他们同样拥有“至高无上”的隐私权。
简单地说，他们可以对媒体说“不”，可以不被镜头逼到“无处可藏”，他们可以要求自己的照片不被发在网上。
可是，再一次，媒体和众多围观者一起，越过了自己应该坚守的底线，在一个本来属于司法机关的领域里，饥渴地寻找一切能满足自己好奇心的佐料。
这样的围观早已成为习惯，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比如在海南万宁校长性侵案中，一家都市报详细地披露了性侵的过程，包括受害女生和校长怎么认识以及怎样开房的细节。
比如，在2011年的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中，面对数十家媒体的长枪短炮，被逼在角落的受害人只能用一床薄薄的被子勉强遮住自己的脸，记者还一直在催促她“说说当时的情形”、“你有什么感受”；受害人丈夫失声痛哭的正面照片，在网络上悬挂。视频中，当他用哽咽的声音说到强奸细节时，拍摄者的声音尤其刺耳：“放大、放大。”
当然，借助媒体，一些黑幕得以暴露在阳光下。但是，在司法机关开始介入之后，对罪犯的亲人持续照射的聚光灯是否也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当高玉伦落网时，全国上下不仅知道了他母亲的样貌与住院就医信息，还一览无余地看到报案亲属与他丝丝缕缕的关系，而这些并不是必须发布的“公共信息”。
“媒体的纷至沓来、采访追问、各种有意无意地加工放大，迅速让举报人成为公众人物，从各个角度一遍一遍讲述原委，大义灭亲、赏金、争议，始料未及地打乱了他们原本安静的生活。”有人曾如此担心，但迅速被那些挖掘出来的与高玉伦有关的细节和噱头所掩盖。
终于，一个追捕逃犯的故事变成网络时代的又一个消费品，很多人借此满足自己的无聊空虚，试验自己的道德标准。
感谢媒体的“敬业”和“火拼”，让这场大戏“有血有肉”，细节丰满。多亏了记者对高玉伦母亲的探访，看客们得以探究一位垂垂暮年的老人在得知儿子被捕时的心路历程，并且让这位可能即将承担丧子之痛的妈妈一遍遍地向大众回忆高玉伦之前的点点滴滴。
多亏了记者对高玉伦亲属报案细节的描述，围观者们能够毫无顾忌地把亲情和法律放在一个天平上，凑在一起仔细地衡量这位“大义灭亲”的亲属是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还是为了15万元的举报赏金而“利欲熏心”。
还要感谢镜头里的那张高玉伦被捕时的高清照片，让人们一睹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主角。有些人还在这个罪恶的逃犯身上，加上自己对于“自由”、“勇气”的丰富想象，在网络上演化成“高玉伦被捕时同款T恤，钻玉米地，不起球”的广告，成为这幕荒诞剧的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注脚。
可实际上，有关高玉伦母亲的“一切细节”并不一定与高玉伦的逃跑有直接关系，举报人的一举一动也不是让这个故事更加完整的必备细节，就连高玉伦被捕时的照片，也没有必要被不加处理地大肆传播。
借助网络时代新技术的催化，这些从各个方面流露出来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有可能聚在一起发生强烈化学反应，产生出伤害罪犯亲属感情的可怕毒药。而如果这时还没有人收手，这毒药就会在互联网错综复杂的暗流中潜伏下来，四处流动，不知道哪一天，或许我们就是下一个“中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