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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月丽等“体制外”文艺青年来说，这个深秋有点忙。
忙着辟谣的“西单女孩”任月丽，日前应湖北卫视某节目之邀，回到地下通道唱歌，却引来了关于她“神情落魄重回地铁卖艺”的假消息；忙着寻找演出机会的25岁钢琴家侯乐天，正筹备他将于年底在京举办的新年音乐会；忙着为自己的作品争取展示平台的年轻画家朱佩鸿，刚从中央美术学院硕士毕业，认为“不管能否得到认可，都要坚持下去”；忙着准备11月“拾翠文化体验季”的云南80后姑娘陈璐，其参与创办的、推广云南“非遗”文化的“拾翠滇文化中心”，即将迎来开业一周年的纪念。
似无交集的他们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点：青年文艺工作者——“体制外”的。
脱颖而出的前提是“坚持”
任月丽相信她的成名是“必然大于偶然”。生在河北农村，父母均有残障，生活的重压让任月丽16岁就孤身来京闯荡。她先在小餐馆打工，可老板不发工资；流浪街头时，她看到有地下歌手在卖唱，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她想：“我也可以这样谋生！”遂向流浪歌手学习吉他，不久便开唱，一唱4年。
“有人说我这个草根成名，纯属运气，我不这么认为。哪怕我有一天不坚持，就可能错过了被发现的机会。”任月丽说。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通道的风十分阴冷，很多歌手得了风湿，夏天都不得不穿秋裤、戴护膝。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十分不易。
那4年里，她每月能挣1000元左右，其中500元寄给爸爸；每天生活费不超过10元，省下钱来购买学习音乐的资料。这样的准备让“西单女孩”最终被网友发现，并迅速红遍网络，乃至登上春晚，如今已发行专辑。
“坚持”同样是侯乐天成长的关键词。他在央视《出彩中国人》节目上，把古典音乐与脱口秀、小品等杂糅在了一起。这个1989年出生的男孩，12岁才对钢琴萌发兴趣并开始自学。他16岁师从钢琴家滕矢初，高二时主动退学，专心钻研音乐。再后来突发奇想，把喜剧和古典音乐结合，开创了国内“音乐喜剧”的先河。
侯乐天说：“当初上中学时父母都不想让我再玩钢琴了，觉得有无数学琴考级的孩子，哪儿轮得到我？但我就是痴迷。我的选择或许不带有普遍性。我只是和那些念大学的同龄人以不同方式成长罢了。选择自己的路，为之负责、坚持付出总有收获。”
2013年年初，陈璐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校友走上了“云南合伙人”的道路。他们得出共识：杭州有西湖，成都有宽窄巷子，北京有798……有着700多年历史的昆明翠湖，也应该成为云南的“文化客厅”。于是，坐落在翠湖畔、经营“非遗”创意产品的“拾翠滇文化中心”就此诞生。
很多年轻艺术家生存都成问题
仅有“坚持”，对于这些“体制外文艺青年”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朱佩鸿直呼，很多年轻艺术家生存都成问题。“我认识一些年轻画家，画得不错，但画风比较超前——内行能看出价值，但现在很难变成经济来源。他或者转行，或者依靠家人资助，守着清贫坚持艺术道路。梵高当年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对于“体制内”，朱佩鸿心态复杂。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是全国唯一一所国家级综合性艺术科研机构。朱佩鸿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严谨的师承关系，作品有公共标准，学生毕业后通常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单位。我一个朋友正在那里读博士，全班同学画得都差不多。这条路失败率较低。实惠的是，他的老师作品在市场上价格很高，作为学生也能沾光。所以，经常看到30多岁的人还在里面念书。”
其实，”体制外“的文艺青年，同样期待得到培训和教育，只是苦于无门。任月丽回忆，草根歌手的信息渠道闭塞，除了自学，不知还有哪些方式可提高自己。“以前也听说过选秀节目，但离我太遥远——我连路费都凑不起。”那时，任月丽常幻想，要是能有什么公益组织来做免费培训音乐知识就好了。
这正是音乐制作人李汉颖呼吁多年的事情。作为上海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她认为政府、音协等相关部门应设立“艺术扶持基金”，服务于真正有才华的草根；同时，免费开设面向“草根艺术青年”的讲座，把他们凝聚起来。
“目前，国内也有各种艺术扶持基金，但基本都是面向‘体制内’艺术人才的，你首先要有‘单位’，才能申请。”李汉颖说，在上海音协的会议上，她曾多次提出此建议，音协本身也很支持，但具体落实，“还有太多路要走”。
网络是“草根文青”的上升平台
草根文学青年的状态亦是业内关心的话题。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助理总经理赵萌向记者透露，出版社并不排斥草根来稿，但“一般不会马上出版自由来稿的长篇小说，至少得先从短篇开始培养。青年作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打磨，才能写出成熟的作品，我们会有编辑和他对接”。
赵萌表示，其实体制外的年轻人“都很有能力发掘通路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因为“网络是很好的平台，很多人都是从网络成功走出来的，比如张嘉佳。”但生长在“网络时代”的侯乐天坦言，“体制内对我有吸引”，能获得更多的表演机会和承认。
策展人宋继瑞说：“展示平台和生活来源，是刚起步的青年艺术家急缺的两方面。”由他担任策展人的大型展览“青年100”， 正是致力于青年艺术家作品的推广。该项目自2011年始，已在北上广等地举办多次。
宋继瑞说：“艺术的未来肯定在青年身上，我们希望挖掘好的青年艺术家，给他们平台，帮他们销售，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每年推出100位艺术新人，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艺术家都能通过网络报名。”“青年100”和艺术新人有一年的合作期，如果这期间他的作品被人收藏，双方就按约定方式分成；如果没有被收藏，就把作品退还。”而青年艺术家唯一需要付出的费用，就是“把作品送到库房的路费”。
政府扶持是发展的关键
“今年，‘青年100’成了文化部艺术司和北京市文化局的推荐项目。”宋继瑞说。政府的引导，在推动体制外青年文化人才成长中所起的作用。
“云南省文化厅很看好‘拾翠’，帮助‘搭台’、整合资源。如，带我们去拜访了许多‘非遗’传承人。我感觉政府的角色更像是服务者，而非管理者。”陈璐说。今年，“拾翠”获得了“云南省优秀文化产业项目”称号，并获得了一定额度的扶持基金。
国家金融政策的开放，也惠及了包括“拾翠”在内的民营文化产业。陈璐说：“以前，我们上哪儿去找资金渠道啊！找人募钱，也有非法集资之嫌。‘拾翠’刚好赶上金融政策开放的好时机，融资渠道不断拓宽，我们得以通过股权众筹的方式，募集到了项目资金。”在陈璐看来，只有当“草根文艺青年”的“草根文化企业”遍地开花时，一地的文化市场才可能真正繁荣”。
侯乐天深有同感：“我成立的文化公司‘侯乐天工作室’，以前要经过年检等流程繁琐的审查，而我又经常在外演出，非常不方便。今年明显感到，各项流程简化了，也不再是一年一检，十分人性化。”
朱佩鸿认为，好的平台环境能让体制外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们褪去浮躁，“这才符合文化人才成长的规律”。他常记起自己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导师苏新平教授所说的话：“有的艺术家是一出道就受到大家喜爱，不断持续性曝光，有很多次小爆炸；还有一类人，最初没有受到一致好评，时隔多年突然被极度认可，超过了前者，实现一次大爆炸。艺术是需要耐心培养、等待的。”
任月丽用一句朴实的话道出心愿：“我们或许不够专业，但期待各界扶持，让我们有机会踏实走下去，变得越来越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