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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大肆行贿、索贿等腐败现象少了。但也有人发现，社会上的亚腐败却有蔓延之势。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艾尔伍德曾这样界定亚腐败：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却处于并不那么干净的空间。
公众怎么看亚腐败现象？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益派咨询对203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7.0%的受访者认为亚腐败对社会危害较大。64.4%的受访者表示对于亚腐败应该零容忍。受访者中，党政机关人员占7.7%，事业单位人员占19.8%，国企员工占21.8%，外企员工占8.8%，民企员工占30.2%。
“有执法权的部门出现亚腐败的情况更多”
山东泰安某房地产公司员工张波（化名）感到，自中央强力反腐以来，当地明目张胆索贿的现象没了，但出现了一些变相的形式。比如公车不让用，一些政府机关人员就借个人或公司的车出去玩。“如果没有利益往来，他们肯定不好意思开口，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借。这不是简单的人情往来，但要说是腐败好像又谈不上，就算亚腐败吧”。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集体亚腐败现象：过年过节时，一些下属单位会对上级部门“表示”一下，费用算在公账上。
调查显示，84.0%的受访者感觉身边的亚腐败现象较多，14.5%的受访者感觉一般，仅1.5%的人感觉比较少或没有。
“有执法权的部门出现亚腐败的情况更多。”在山西太原某乡镇工作的李一（化名）举例，一些公司的特种设备需要定期年检，如果不找关系可能就会被拖到过期，一处罚就是十几万元，找中间人去办，花点好处费，一个星期就搞定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芹指出，亚腐败的典型形式包括在日常办事过程中的请客送礼、官员特权等。近几年，还出现了性贿赂、信息贿赂、感情贿赂、期权贿赂等多种形式的隐性贿赂。这些行为虽违反了相关纪律规定，但由于构不成刑法中犯罪的概念，在处理上弹性较大，运动式惩治特点明显，因此亚腐败者往往存侥幸心理，公众也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曾维和认为，除了“谋利性”亚腐败，还有一种“无为性”亚腐败，如办事效率低下、无视群众冷暖、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在不少地方“无为性”亚腐败有蔓延之势。
87.0%受访者认为亚腐败对社会危害较大
导致亚腐败现象的原因有哪些？73.6%的受访者首选“潜规则盛行”，60.4%的受访者认为是“缺乏有效监督”，47.6%的受访者选择“形式隐蔽，不容易引起注意”。接下来是：从众心理（45.2%）、容易和正常人情往来相混淆（41.5%）、人们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23.9%）。
王建芹表示，亚腐败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规则变动频繁且不同性质的规则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很多人就选择了当机会主义者。
曾维和认为，亚腐败产生有两大原因，一是制度性原因：缺乏对公权力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导致“谋利性”亚腐败不可避免；二是伦理性原因：如功利性价值观、责任意识淡薄、道德权威缺失、伦理自主性不足等，这是“无为性”亚腐败产生的根源。
调查发现，在对亚腐败的态度上，64.4%的受访者表示“零容忍”。也有一些公众对亚腐败的态度模棱两可：13.1%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4.3%的受访者表示可接受，还有18.2%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中共河南省直机关党校讲师徐光超认为，此结果说明了亚腐败的危害深远——为腐败培育了认同意识和接受心理。它不仅降低了腐败的耻感和罪感，甚至还会诱发腐败的“荣耀感”，形成亚腐败文化。
调查显示，87.0%的受访者认为亚腐败对社会危害较大，11.8%的受访者表示一般，仅1.3%的受访者感觉较小。
至于亚腐败的危害，在受访者看来，首先是“诱发严重腐败行为”（74.8%），其次是“侵蚀社会价值取向，模糊是非标准”（59.7%），第三是“增加政府行政成本”（54.2%）。43.2%的受访者认为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王建芹认为，亚腐败的危害远大于严重腐败，原因在于严重腐败者可以被绳之以法，而亚腐败由于介于罪与非罪之间，直接腐化了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导致贪腐文化盛行。广泛的亚腐败不仅是人们心灵的腐蚀剂，更是贪腐文化的催化剂，它们互为因果，相互补充和强化。
公众最期待“吃拿卡要”得到制度性遏制
河南开封市民于林发现，现在小官巨腐的新闻很多，不少都是对亚腐败没有防微杜渐，逐渐发展成严重腐败。“避免亚腐败只能靠刚性的制度和法律约束。就像捕鱼一样，只要网眼足够细、收得足够紧，大鱼小鱼都没空子可钻”。
怎样防治亚腐败？68.8%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67.2%的受访者认为要依法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54.0%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对掌权者“社交生活圈”的监督， 46.5%的受访者期待强化反腐倡廉教育，46.2%的受访者期待拓宽监督渠道，鼓励群众举报，41.6%的受访者建议把亚腐败入刑入罪。
“反四风、八项规定等都是较好的制度性遏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亚腐败迅速蔓延的势头。”曾维和指出，制度性遏制措施，使公务员不敢“谋利”，但有可能会“无为”。有效防治亚腐败，需要培养法治意识、法治精神，如树立公务员的正义观、铸造公务员的职业精神、培养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增强公务员的伦理自主性等。
李一觉得亚腐败并不好遏制，普通百姓根本就接触不到很多官员，无从举报，而接触到的人没有重大利益冲突又不会去举报。他认为，防治亚腐败和腐败的利器就是财产公开、房产全国联网。
在徐光超看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监督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要想制约公权力，就必须使权力的运行原则、程序、结果全部公开，减少随意性，增加透明度。
公众期待哪些现象得到制度性遏制？排名前三的是：吃拿卡要（63.2%）、隐形福利（54.1%）、隐性兼职（46.5%）。接下来依次为：人情吃喝（46.2%）、过度职务消费（42.7%）、任人唯拍唯钱（38.2%）、借婚丧事宜敛财（37.3%）、借股份改造化公为私（37.3%）、萝卜招聘（36.8%）、包二奶（35.5%）、假赌牟利（34.2%）等。
本报记者 王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