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感怀“高仓健式的坚忍”

    最近，80后的女人和60后的女人，同时失去了真爱。前者是因为周杰伦结婚，后者是因为高仓健去世。11月23日夜，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重播了《追捕》。但无可否认的是，一个时代正在过去：林青霞度过了六十大寿，秦汉有了孙子，山口百惠身材发福，高仓健去世了。

    刀削的脸庞、坚毅的眼神、冷峻的表情、敏捷的身手……这是高仓健在1978年风靡大陆的日本电影《追捕》中饰演的男主角杜丘的形象。然而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对高仓健的直接记忆却是张艺谋2005年的电影《千里走单骑》。高仓健在影片中饰演一位父亲，那一年他74岁。

    在“暖男”当道的今天，年轻人是否仍感怀“高仓健式的坚忍”？

    妈妈听说高仓健去世，炒菜放了三次盐

    11月18日高仓健去世的消息公开后，新浪网友“薛好大”发了一条微博：“告诉我妈高仓健去世了，她刚才炒菜放了三次盐。”

    这是一场属于中年人的集体记忆。家住安徽省安庆市的刘艳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起多年前的盛况。1978年，她正读高中，在电影院门口看到《追捕》的海报后，就魂不守舍。“我现在还记得海报上高仓健坚毅的脸。他穿着米黄色风衣，领子是竖着的。”为了看《追捕》，刘艳和几个同学逃课去排队买票，“看完后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作为“文革”后第一部被引进大陆的日本电影，《追捕》对中国观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灰黑蓝”服装占绝对主导的当时，杜丘的风衣、真由美的骑马装极具诱惑力。“我们小县城买不到那种风衣，就托大城市的亲戚买。当时有这么一件风衣，是非常得意的。就算没有风，也得把领子立起来。”刘艳说。

    《人民中国》是一本面向日本读者的外宣杂志。杂志社现任总编辑王众一那时还是一个初中生。当时，沈阳放映《追捕》日语专场，王众一所在的学校教日语。“我们很多同学拎着砖头式录音机，去电影院把声音录下来练听力。《追捕》看了七八遍，好多台词都背下来了。”

    有些台词，至今那一代人口中都能脱口而出：“你看，多么蓝的天哪。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而真由美一句“我是你的同谋”，又让多少年轻人感受到压抑已久的个性与爱的力量。

    高仓健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王众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即便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民间对日本也不十分信任。“中国有两个电影记录很有意思。一个是国产片《地道战》，28亿观影人次；一个是日本片《追捕》，1亿人次。周恩来总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握手后，电影院里放的还是《地道战》。”

    记者查阅到当年的两则新华社电，一则是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一则是 1978年10月25日，“在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的日子里……日本电影周在北京举行开幕式。电影周期间，将放映日本故事影片《追捕》、《望乡》 和《狐狸的故事》。”作为“文革”后第一部被引进大陆的日本电影，《追捕》改变了中国人脑子里只有“日本鬼子”的单一模式。

    上海电影译制厂已故配音演员毕克是高仓健的中国“代言人”，包揽了《追捕》、《远山的呼唤》等多部电影中高仓健所饰演角色的配音。巧合的是，他们同出生于1931年。

    《远山的呼唤》译制片导演苏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高仓健1986年访问上译厂时，一见毕克就鞠了个大躬，“他们惺惺相惜”。1999年，高仓健拍摄《铁道员》时，仍想找毕克配音，无奈毕克已经病重。2001年毕克去世，高仓健向上译厂发来唁电，还以日本习俗寄来了一盒冥香。

    扮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在1979年应邀访问中国。她曾回忆道：“我到北京时，很多人都叫我真由美、真由美！几万人这么叫，我都产生了幻觉。睡觉的时候，也觉得耳朵里在叫真由美。”

    《追捕》曾有删节

    苏秀觉得，《追捕》等日本电影的走红与“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有密切关系。“‘文革’十年只有八个样板戏，文艺作品极度匮乏。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做过一部讲柔道比赛的日本电影《姿三四郎》。现在播，肯定没什么人要看，但当时也红了半边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说：“‘文革’结束后，中国人在寻找如何面对苦难的方法。恰好杜丘给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 的示范。”

    在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拍摄的纪录片《电影传奇》中，2007年有两集是与高仓健相关的。“《追捕》——杜丘与真由美”和“《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硬汉”。旁白这样说道：“在10年时间里，中国的男星和男人，都活在高仓健的阴影里。”

    王众一说：“1978年公映的《追捕》版本是有删节的，比原版短30多分钟，10年前央视电影频道重播时，就基本是完整版了。几个曾被剪掉的情节，反映出中国这20多年来的观念变化。”

    “一个情节是杜丘为了逃跑，从楼上光脚下来，跑到庙里偷了别人一双鞋。这不符合当时国情，英雄人物怎么能偷别人鞋呢？还有一个情节是他被歌女收留，在家里住了几天。这在当时也接受不了，怎么能和陌生女人住在一起呢？”王众一说，“最有意思的是影片结尾，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打败坏人后，杜丘和真由美走了。真由美问‘完了吗’，杜邱说‘哪有完啊’。其实在打败坏人之后，还有一段杜丘与检察官和解的对话，也体现了杜丘与法律的和解。”

    《追捕》、《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日本电影之后，又有《排球女将》、《血疑》等日本电视剧给中国带来了人人争看的盛况；如今，年轻人所热衷的日本文化产品，基本就是动漫了。

    高仓健是一个理想时代的产物

    周庆安出生于1978年，高仓健并不是他那一代人的偶像，因为那会儿最流行的已是台湾偶像团体“小虎队”。当周庆安得知高仓健去世的消息后，发了一条朋友圈：“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男神！”然后，他伤感地发现有同事回复：“这也是我妈的男神。”

    周庆安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偶像浪潮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变化。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商业主义的兴起，香港电影开始流行，宣扬个人的奋斗和资本的奢华。之后，当人们意识到商业主义把人吞噬后，《重庆森林》和《大话西游》的流行，代表了一种迷茫和反思，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有一首歌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可是后来发现，长大后，我并没有成为我的偶像，而成了我自己。”周庆安说，“高仓健是一个理想时代的产物。那时候，理想是一种追求；现在，理想是一种调侃，‘谁认真谁就输了’。但我一直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杜丘式的苦楚’，但仍然需要‘高仓健式的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