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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绮波德·立德曾游历过中国的大江南北，她见识过院院有树、宛若一座大型园林的北京城，也为苏州姑娘一身蓝衣裙、时尚优雅的妆扮而惊叹；她赞叹湖州的雄伟教堂，同样对厦门的美丽岛屿印象深刻。
但这位随夫在大清国经商的游记作家心中有更揪心的另一张地图：
“在西部，妇女们的脚都裹得像蹄子一样小……北方的劳动妇女因为脚下站不稳，只能跪在厚厚的黑土地上劳作。在广东，某种意义上来说，裹脚只是为了表示身份的不同。而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裹脚被列为是品行的标志……”
为此，这位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满可以躲在上海租界内过着舒舒服服小日子的富商之妻，投入清末的反缠足运动。当北方正经历着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社会动荡时，这位英国女人，在南方各省市行走，宣扬废除裹脚。
她说，如果你还记得年幼时第一次踏进冰冷海水中的感觉，就能体会到她宣传反缠足时的心情。很多年以后，她被胡适形容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恩人”。
在1927年意大利人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所著的《医学史》中，裹足与阉割一同被列为中国古代外科医学的主要成就。这种观点固然是出自于对中国医学的不了解，却可以一窥“裹脚”这一时尚给当时西方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1893年，一位加拿大医生初抵中国，见到中国女人蹒跚步行的模样，还以为遇上了腿脚出问题的患者。了解真相后，她成了反缠足组织“天足会”在四川省的发起人。
立德夫人，就是中国“天足会”最初的创立者之一。她用的方法听上去颇有“愚公移山”的劲儿：自费去不同的城市，在每一个地方办提倡放脚的宣讲会。
你可以想象她遭遇到的水土不服。第一次宣讲会开始前，她邀请的官员摆出“藐视天地间万物”的架势带着仆从进场，把中国翻译给吓跑了；在汉阳一次全是上层男子的集会上，立德夫人问大家：女人裹脚是出自于自己的爱好吗？没人回答她，满屋子的人“听了这话都笑起来”；在苏州一间美国人所办的医学学校里，立德夫人讲了很多裹脚的危害，而两个年轻学员则用“勇敢而坚定”的语气告诉她裹脚的好处：漂亮！
立德夫人不禁揣想：他们也许只想得到缎面的绣花鞋，却从未意识到鞋面下那双扭曲的、畸形的脚意味着什么。她的医生朋友曾遇到一位从远方赶来求医的妇女，她的脚因为多年缠足已经坏死，她祈望外国医生能够给她的双脚带来奇迹——然而世上并没有这样的奇迹。
为了让中国人更能接受，她在演讲时张贴张之洞反对缠足的文章，并联系上李鸿章，希望他能支持她们。李中堂跟她打哈哈：“你想我发布命令，让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我可没那么大权力……你想让我给你写点东西，像张之洞那样？好吧……”他随后嘟哝着说，“我现在老了，写不动了”。立德夫人灵机一动，让李鸿章在她的扇面上题词。这把接地气的扇子后来成了宣讲会很好的展示道具。
她意识到自己的宣讲很可能“给人茶余饭后提供了笑料”，但是，没有什么聪明的捷径：“唯一的方法就是直言不讳，坦言我认为裹脚有多么可怕，害处有多大”。也许因为她实在太实心眼儿了吧，很多满头珠翠的富家太太听过她的宣讲后，决定加入天足会，松开裹脚布。她不是第一个宣传反缠足的人，但在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演讲过后，天足的观念流行起来。
在广东，一位七旬老妇在宣讲会上告诉立德夫人：她扔了裹脚布，尽管年事已高似乎无甚必要，但她愿意为别人做个榜样。
在香港，一个报馆里工作的年轻人对她深深鞠躬：因为她的影响，他的姐妹与妻子都不再裹脚了。
“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中国妇女，同时也是另一半人的母亲。愚昧、多病、肢体不全的母亲所养育的后代会与她一样孱弱不堪”，立德夫人在著作中写道。她相信中国的希望正在于勤奋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身上。但中国人有多少理解她的努力呢？在题写完反对缠足的扇面后，李鸿章曾意味深长地告诉她：“如果让妇女的双脚解放了，她们会因此变得强壮起来，男人已经很强壮了，这样的话，他们会联合起来推翻朝廷的。”
这就是立德夫人的故事。我想起她的故事时，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里面一位女性炫耀自己收集的古董绣花鞋和裹起来的三寸金莲；还有一位母亲，表示她热爱传统文化，正尝试给女儿裹脚。
10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差不多把这些遗忘了。
不论如何，立德夫人得到的最广为人知的评价，来自福州一位道台：“你就像观音菩萨。过去观音在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现在有两个了。”
黄昉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