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北京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提到，未来中国海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财政部原副部长金立群对这个数字格外敏感，“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将增资3倍”。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投资才是中国在海外的优质投资？
金立群的新身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这家银行是2014年10月由中国发起的、未来致力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的机构。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已经从资本的流入地成为输出地，今年9月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年化增长率达到40%，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78.4亿美元，输出量也已经全球第三。同年，中国接受的外商对华投资流量为1239亿美元。如果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去年的增长速度，那么今年，中国有可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在日前举行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金立群说，过去当中国“引进外资”时，有人非议说，中国是个黑洞，把全世界的资金都吸引过来；现在当中国输出资本时，有人又指责说，中国是不是要把全世界买下来？似乎中国怎么做都不对。这些非议也迫使中国的企业和资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考虑如何重塑形象。
低质量的海外投资不利于国内经济转型
目前我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并购资源、能源；第二、收购国际市场；第三、收购国际品牌；第四、获得先进技术，研发和管理能力。其中又以资源类的投资为最大。
据统计，41.3%的海外投资项目都集中在自然资源上，占了所有投资金额的51.3%。在金立群看来，这样的投资方式跟我国的经济结构、企业的竞争力和需求密切相关。
金立群回忆，从本世纪初到金融危机以前，新兴市场、尤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资源价格的持续上涨。在这个过程中，初次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些中国企业对原材料价格的涨势过于乐观，高价收购了很多的海外企业或者矿山。
当时，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经常提到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和矿产供应，甚至还把这个问题和国家的安全联系在一起。金立群认为，这种思维是不正确的，最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下滑，资源、能源投资在这种形势下的风险和矛盾明显爆发出来了。他甚至认为，过度投资能源、资源类行业，可以说是一种低质量的海外投资。
在金立群看来，长期大规模、低质量的海外资源投资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制度的调整。因为这种对外的投资并购，会强化国内现有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如果要把中国的经济结构调过来，那么，可能单纯为获得资源而实行的并购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了。
单靠“砸钱”的企业是走不远的
德国《世界报》的一位记者曾经问金立群：“你们中国真的要把世界都买下来吗？”金立群说，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向外投资步伐加快忐忑不安的心态，但也从另一个层面提醒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之前，要多做功课，以良好的形象融入当地。
他举例说，企业在对外投资前要做好尽职调查，还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要提高对海外市场和社会环境的认识与适应能力；要遵纪守法，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否则会遇到一些麻烦。
金立群的建议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就要特别处理好对外的关系。中国企业只有在深刻了解投资接受国的基础上，与它们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才有可能成功。最怕的是对当地的文化、宗教、民俗这些东西不了解，也不关心当地社区的诉求，如果那样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他希望告诫企业的是，中国企业现行发展状况与国际一流企业存在的差距，单靠“砸钱”的企业是走不远的，企业需要练内功，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才能用世界一流企业通行的话语体系和别人对话。
从一家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到目前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的制造商，三一集团无愧被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表率。
三一集团高级副总裁贺东东回忆说，三一重工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也曾遭遇挑战与困惑。在“走出去”的初期，三一集团面临了产品和服务、品牌以及文化认知的挑战，而这些也往往是所有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三一重工通过调整战略、激励员工认可核心价值观，不仅适应了国外的“水土”，更是打败了当时的业内泰斗“普茨迈斯特”并将其成功收购。
金立群在一些国际机构工作过，即便在财政部做副部长也是负责国际合作方面的事务，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他建议，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不要指望通过收购国外的企业来获得先进的技术。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收购了一个企业之后，就会发现企业的高级人才纷纷离开，所以并不一定能拿到核心技术。
此外，他还建议，海外投资也面临一些歧视性的待遇，尽量不要涉足所在国特别敏感的行业。也要防止非金融企业盲目从事金融衍生品投资，这种投资超出了实际需求，往往投机心理严重，风险意识也比较薄弱，风险管理的能力也不够，导致企业遭受巨大的损失。
走出去更需要有创新思维
飞利浦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产品大概要算是剃须刀，可在2013年，飞利浦在中国卖得最好的不是剃须刀，而是空气净化器。
作为一家多年来植根于中国的企业，飞利浦全球副总裁缪宏认为，飞利浦之所以还能一直在中国坚守，是因为公司早就在中国市场抛掉了自己是一家外企的思维，完全按照中国本地客户需求出发进行研发创新，完全为中国服务。
缪宏说，2013年，净化器在中国的销量翻了很多很多倍。他的这个逻辑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走到哪里的市场，就应该按那里的需求来进行创新。
金立群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不一定非得“走出去”才叫“走出去”。如果企业能够真正做到国际化，即使在本土，也已经“走出去”。
金立群举例说，波音公司推出了波音787飞机，这个系列的飞机有1/4是日本生产的。日本企业不用出去，在自己家里就已经“走出去”了。所以不是人或者公司一定要“走出去”，而是产品、技术、服务能“走出去”。当然，前提是，要有大思路、要创新、要有走得出去的东西。
金立群还认为，走出去，光靠企业努力是不够的，政府有关部门要支持。政策的支持要完善，法规建设也不能滞后。政府是希望企业“走出去”，也想了各种办法鼓励企业“走出去”，但是具体问题上限制还是比较多，特别是多头管理。现在政府管很多事，有的时候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责任不清，管理不明。这一轮改革，实际上就是政府转变职能，政府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本报记者 刘世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