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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碧华”三个字，在上海市长宁区法院民四庭副庭长章晓琴眼里，就是“理想”的代名词。2014年12月1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的逝去，让章晓琴哀叹不已：“他有信仰，相信法治社会总有一天会实现。他也是这样做的”。
有人说，邹碧华不仅努力为上海司法改革奔忙，更书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几乎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在回忆他时，所能想到的印象最深的事情，都在那一撇一捺之间。
“别人家藏钱，他家藏书”
司机李小马已给邹碧华开了7年车。他经常会帮邹碧华拎书。出门开会，路过书店，邹碧华会顺手买上几本。
邹碧华家里的书，在他的学生唐豪臻眼里，是“整墙整墙”的样子；而在李小马眼里，则是另一种感觉，“我常常跟他开玩笑，有的领导家是用来藏钱的，他家是用来藏书的”。
李小马时常疑惑：“他有时间看那么多书吗？”他能八九不离十地说出邹碧华生前的作息时间，早上7点从家里出发，晚上回家一般都要超过11点。
他总觉得，邹碧华的时间“不够用”——邹碧华给青年法官讲课超过中午12点甚至“拖堂”到1点多是常事；他去外地出差，单程500公里的车程，他非要当天往返，因为第二天还要准时上班。
邹碧华的妻子唐海琳曾多次尝试晚上陪他一起“秉烛夜读”熬一熬，但都没能熬过来，“他晚上两三点钟休息是常事”。
上海市高院司改办副主任顾全曾在上海高院经济庭与邹碧华共事过一段日子。邹碧华最初留给他的印象，就是“学者”。有一次，他俩一同参加一个外事接待活动，晚上11点后回到寝室休息后，邹碧华居然打开电脑开始“写东西”。
他写的东西，着实惊到了顾全——他正在把一本中文的法律文书翻译成英文，并在国外期刊上发表。顾全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把法律当做一项事业来做的人，“一个中国的普通法官想要向外传递中国法律界的声音，不多见”。
邹碧华的同事陆伟告诉记者，邹碧华在中央党校学习那会儿，也没闲着。他去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买了一大堆书回学校看，每天晚上练习写毛笔字，每周两次坐地铁去培训学校学日语。学日语的目的，是为了看懂日本法律书。
法官当爱民
每天早上，路过上海市高院位于襄阳南路上的侧门，如果刚巧能碰上上访者，李小马会低下头来，悄悄抹眼泪。以往，他送邹碧华每天从这里进门上班，“他看到有人在门口上访，总会下车找对方聊上几句”。
聊得最久的一次，是和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两人聊了半个多小时，“他老远看到她就叫我停车，自己跑过去跟老人聊天”。开始李小马有些不习惯，“哪有领导自己主动去找上访户的？”后来给邹碧华开车久了，他也见惯不怪了，“就连看到路边比较可怜的乞丐，他也会叫我停车，自己下车去给钱”。
邹碧华对需要帮助的群体的关心，远不止是“下车聊天”、“个案突破”这么简单。这个万事都爱讲规律、讲方法的“聪明人”，还力图从制度上维护上访群众的利益。
在长宁区法院担任院长期间， 邹碧华曾主导开发过一套信访管理软件，每一名相关人员都能通过这套软件，查询一个信访案的来龙去脉——什么时候收到信；经过哪几位法官的手，分别花了多长时间做了哪些处理；现在谁在负责处理这个案子；信访人目前去向如何。这套科学的信访管理手段，在全国整个政法系统内都是“名气响当当的”。
这是在他看了500多封信访信件后摸索出来的“规律”：“有的信访人之所以到多地去信访，是因为大多数案子‘既不解决，也不拒绝’，造成他们持续上访。这样的大环境下，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告诉他们，你们的案子走到哪一步了。”
敢碰问题 爱说真话
无论在公开演讲场合，还是私人交流场合，邹碧华都是一个“讲真话者”。这种品质，加上他本身具备的专业素养，被法律学界广为推崇——学界称之为“学者型法官”。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用“学术上的好朋友”来形容自己与邹碧华的关系。2014年12月25日，邹碧华去世后的第15天，汤啸天主管的《上海法学研究》杂志前所未有地拿出一整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了邹碧华在一次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法律保障会议上的点评发言。
“一句废话都没有，讲别人谈得好，就讲清楚好在哪里，但每一个人的发言，他都会指出不足之处。”这种讲真话的品质，汤啸天觉得，足以触动当下学界，“现在就算是学术界的人，讲假话、空话、套话的也大有人在”。
从2003年认识邹碧华到他去世，汤啸天凡是组织法律相关讲座，都愿意请他来，“他从来不拿‘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这样的‘大锅话’来搪塞听众。他是会真正指出问题、探讨解决方法的‘学者’”。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也把邹碧华当做“学者”来看待，“他是一个坦荡荡的人，充满理想”。吕红兵记得，律协开会邀请邹碧华来讲课，他从不拒绝，“他对律师执业的尊重、对律师制度的敬畏，体现了他的司法理念。他的存在，对推进司法公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者”邹碧华的离世，给律师界带来的震动令很多“局外人”无法想象——上海律师界，被邹碧华“刷屏”；深圳律协在召开年度运动会前，专门为邹碧华默哀；湖南律协在召开年会前，开了一个悼念邹碧华的专题讨论会。
上海高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徐立明曾在担任高院刑二庭庭长时与分管领导邹碧华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当时在电话里，两个人为一个案子争得很难看。
徐立明后来想想，跟“领导”犯冲总不是件好事，于是再找邹碧华谈。邹碧华当时的反应，徐立明至今记得，“他笑笑说没关系，我自己也是这种人，你不要放在心里”。
邹碧华就是“这种人”——面对拖了19年未结的案子，他会重新梳理卷宗，带头调查结案；面对老百姓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判不动”的质疑，他会“自找麻烦地”集中一段时间审理相关案件，回应质疑。
“很率真，敢碰问题，爱说真话。”唐海琳在说到丈夫的这种特质时，原本哀伤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笑意，“我觉得这样挺好，我挺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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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烨捷 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