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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个部门法规之间无法衔接，全国政协委员周玉梅不得不和其中一方交涉多年，最终换来的，是对方一句冷冰冰的“我们这是在执行法律”。
3月9日，在科技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这位副所长讲起了科技界常见的一种尴尬现象。
多年前，发改委、财政部出台过一个红头文件，要求国家投入的科研仪器设施与兄弟单位共享。承担这些项目的多是科研院所和高校等事业单位，做的又是国家重大专项，因此在采购设备时，他们可以享受海关进口的免税政策。
但仪器设备在共享环节卡壳了。根据海关税法，免税的仪器设备不能挪作他用。这意味着，甲单位的科研仪器供乙单位的科研人员使用，基本就构成了“挪作他用”。
“就这样撞上了枪口。”周玉梅说，可她十分不解，因为海关税法并无明确规定何为“他用”。对方给周玉梅的解释是，甲单位购买的是一台显微镜，登记用途时写的是研究杯子，在共享给乙课题组时，乙用来它来研究毛巾，就叫挪作他用。
听到这个例子后，不少在场的政协委员捧腹大笑。全国政协委员、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李子颖拿起手中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指着第27页的第六条说，修改后的立法法要求，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早就该这样了，法条也要讲究量化，能量化的就量化。”他说。
在新加坡一家饭店，李子颖看到过一条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饭菜剩下50克和应罚的钱数，以及超过500克和应罚的钱数，“超过了这个数，对不起，你就要掏钱。”
但在国内，李子颖常常看到的是“请勿浪费，浪费可耻”，“只给你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在真正执行过程中，又是花样百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核动力院院长罗琦举了个例子，我国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按出口预告标志进入与出口相接的车道，减速行驶。但并无规定应减速到什么程度，这就给了地方乃至一些高速公路的管理部门“钻空子”的机会。
他发现，在他所去的一些城市，有的地方在出口处摆上一个限速40公里的牌子，有的则摆上限速50公里的，在这些出口处往往会潜伏着一些以吃罚款为生的人，“一旦发现你超速50%，就扣12分，之后就只能重新考取驾照。这时候，他们给你准备好了重新考照的相关产业，迅速帮你拿到驾照。”
“就像为什么我们总是呼吁税收法定，不能因为政府今年财政赤字想多收点税就多收一点，这也是修正立法法带来的启示，立法解释空间越大，权力寻租可能越多。”周玉梅说。
换言之，“越细化的法律越管用”，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所长何力所描述的，“法律跟法规比，不如法规有效，法规跟条例比，不如条例有效，真正执行起来，最有效的是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大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对此颇有感触，他今年还专门带来了一份“杜绝人行横道上人车争抢不避让的现象”的提案。
这种事情，在这位科学家看来，有法律立法时留下的诸多“隐患”。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但在现实生活中，潘建伟常常看到的是“机动车不避让，甚至和行人争抢人行横道”。“这个法律写的是‘应当’，那就非常模糊，比如在十字路口，行人的绿灯亮了，可以直行，但右转弯的车辆仍可以通行，于是很多时候就绕了过去，几乎没有遇到避让的。”他说。
后来，潘建伟发现，我国还有一个名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这个实施条例的第三十八条规定：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
“‘不妨碍’？这就更模糊了，什么叫不妨碍，我走的时候，他可以从后面开过去，我往后退避让车辆呢，他也可以开过去。”
“归根到底，一些法在立法时就没有说清楚，不可执行。”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说。
潘建伟认为，“干脆不要‘应当不应当’，直接是‘必须’，这样才具有可执行性”。
在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潘建伟看到，第一章总则里面加入了“提高立法质量”，他期待“法律真正讲清楚的时候”，这样法律的笼子也才真正有用。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