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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的晚上，在武汉市灯火最明亮的地带之一光谷广场，光谷创业咖啡总经理李儒雄只要有空就会和两三位入驻的创业者聊聊天，询问进展，解答疑惑。服务创业青年是这位实业家如今的主业。
2013年，李儒雄与雷军共同投资成立了武汉光谷咖啡创投有限公司，招牌刚挂起来的时候，整个咖啡馆常常空无一人，服务生都着了急：创业者怎么不来？李儒雄不着急，他和妻子宣洁联手，一周进行一次创业主题活动，一个月办一次创业“青桐会”交流，对接大大小小的创业赛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70多家创业团队入驻，其中不乏“恋爱笔记”这样的移动互联明星；4家新连锁店在武汉市内热闹开门，同样的模式还将在成都的新店里发挥作用。
全国的夜晚都在被创业咖啡感染着。李克强总理去年12月27日参观津京互联创业咖啡时说，“创业服务平台散发着咖啡的香味”。据中国创业咖啡联盟秘书长董建强介绍，目前全国已经开起了至少200家创业咖啡。3月14日～15日，中国创业服务峰会暨中国创业咖啡联盟年会在武汉举行，全国创业服务业机构负责人、投资人和创业者来了近千人，大会场原有的椅子不够，不断的新来者挤坐在过道里的红塑料椅子上。
“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搅活了一池安静的水。”李儒雄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大园区到小咖啡是时代的必然
什么是创业咖啡？“创业咖啡就是创业孵化器里的孵化器，是创业者最低成本试错的平台，创业咖啡是在咖啡馆里创业。” 董建强说。
车库咖啡创始人苏菂，创办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第一家创业咖啡的初衷十分简单：把创业者聚一块儿，提高效率。创业者爱找便宜房子，非常分散。他做战略投资时开着车跑一天，只能能见三四个创业者。随后集中办公、法律、税务等服务慢慢发展起来。他还记得2012年5月27日新闻联播的6分钟，第一个镜头就是自己这家小小的咖啡店。在厦门他和伙伴们沸腾了。
整个社会的认识在起变化。苏菂大学快毕业时，开了一个电脑店自己做老板，同学老师都觉得他在“瞎折腾”。而现在，如果有大学生想创业，老师都建议：你休学一年去干吧。
变化的还有人。“创业者也是有年级的。”中国青年天使会会长麦刚说。在这位脑袋后扎着小辫子、创立了中国第一家商业化孵化器的独立投资人看来：98级有“携程”，06级有“去哪儿”、“赶集网”、“58同城”和“京东商城”。而13级的大学毕业生们的创造力则正被网络效应放大，并影响着各行各业。
“现在的创业形态对创业服务有效率上的要求。服务的本身也就是提高效率。”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程方说。
庞大的科技园区曾是各级政府创业服务机构的常见形式。程方在科技园工作时，经常搜到一家实验室的同名Wi-Fi，但园区太大了，直到有一次摁错电梯，他才发现对方原来一直就在自己头顶上办公。
在移动互联和万众创新的时代，传统园区的垂直、割裂、封闭不再适合草根创业的年轻一代了，他们需要的是水平、融合和开放。城市规划大师简·亚格布的《生与死》中有符合创业空间要求的样子：小尺度，步行可达，人群邂逅、停留并发生交流。如果说创新就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交碰撞，那么这个小空间将极尽可能的让碰撞发生。
中关村创业大街于2014年6月12日开街。那条220米长、10米宽的前“海淀图书街”入驻了21家服务机构，40家机构正在排队；入孵创业团队400个，其中超过60个是海归团队；150个机构获得融资；迄今举办了438场创业相关活动，平均每周15场、已有4万人参加。
创业服务也需要变得时尚有趣
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FT咖啡里，科技公司的前员工们成为了入驻创业团队的主力。同样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还有虚拟孵化器华友会，跟踪服务1000个从华为出来的团队。据华友会会长俞渭华保守估计，华为离职的约16万员工大概有20%在创业，也就是有3万“华友”正活跃在创业一线。
在深圳FT咖啡创始人谢海先看来，在追求竞争与创新的技术公司主导下，出现创业热潮一点也不奇怪。这些往往寡言不善宣传的技术男女们创业有极其明确的产品导向，不会流连于空想，在迅速发展期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资金的对接。
“现在创业服务商竞争太激烈了，我们为了争取优秀的创业团队，往往需要动用各种关系。”谢海先说。
李儒雄则在武汉面临找人的挑战。他的创业咖啡里，年轻人们需要好导师的帮助。他坚持导师必须由企业家担任，并不断请自己的商界朋友加入帮忙。对于咖啡馆里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的众多创业者来说，企业家实践的真知灼见对于试错的过程显得尤为关键。
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在抱团扎堆的过程中更加个性化。程方所在的binggo咖啡已经慢慢成为了海归创业的平台；深圳的柴火柴火创客空间则聚集了一批潜心将好奇心实现，并不刻意关注商业化的创客们。一个个小圈子正在逐渐形成并向外辐射。
“这个时代，人品高于商品。如今，不知道小米手机的人也知道雷军。”YY创始人兼CEO李学凌所创立的yy语音商上，女主播们在2014年，卖了至少20亿元的瓜子。个体寄放的情感成功使得商品附价值远远高于商品价格本身。
创业圈子内人们彼此的价值也更加被强调。事实上，在找人的征途中，明星投资人的力量不容小觑。在丰富的创业活动中，毛大庆、雷军、徐小平出席的演讲或座谈往往人头攒动。
80后、90后的创业已经开始变得不是为了生存和生计的活动，更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创业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创业服务也需要变得时尚和有趣。”程方说，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背着包到访，对于他们，这里是接头地标，是一个“精神家园”，“新文化正在被创造出来，这也是创业咖啡服务的核心一部分。本质上，我们就是在做人的生意。”
政府在创业服务领域应该是什么角色
在同事们看来，光谷创业咖啡执行总经理宣洁几乎和创业者一样拼。和丈夫李儒雄一同转型创业服务的她，经常需要在一两天内完成一场几百人规模创业主题活动的组织策划，深夜时两人往往在不同的车上抵抗着睡意。
拼，也是全国创业服务商的状态。苏菂记得自己最忙的时候，每天见三四十个创业者，帮他们想结合点，“没想过回报，说不出的高兴”。
市场的活跃也带来了竞争。“生存是最重要的问题。”谢海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各方面的成本太高了，创业团队蜕变也需要耐心，应对的方式是既做创业又做咖啡，卖咖啡虽然离盈利还远，但至少不会亏得过分。李儒雄则倚重孵化投资，创业咖啡与孵化器连接，理想项目的回报十分丰厚。
政府的努力也在峰会上被广泛关注，不过关于政府角色在创业服务领域的讨论十分激烈。有人甚至提出：政府力量走开。他们的担忧并不是全然没有根基：辛辛苦苦做出一家尚成气候的咖啡厅，若此时政府资金支持的同类项目盲目介入，那么自负盈亏的自己多半是竞争不过，会被拖垮的。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青年创业就业服务，如果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这个相关，我们都期待有这样的合作。”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秘书长陈宗对着台下的创业者们说。他特地穿了一条蓝牛仔裤搭配跑鞋，取代了机关内常见的西装皮鞋。据他观察，创业圈子里都这么打扮。
在程方看来，一方面减免税收开拓市场，一方面扶助平台，政府在今后的创业服务领域需要进一步“清障搭台”。
本报记者 王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