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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一名法官郑重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你——金龟子，和人类一样，也是神的创造物……但你们加害于人类，巧取我们的财务，毁坏我们的田园，夺取我们的劳动果实……我陈述了你们的罪状，祈求神的慈悲。”
这不是诗歌，也不是祈祷，而是在长达两年的庭审后，法官在1479年对金龟子们作出的判决：“离开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到其他地方生活去吧！如果你们继续逞强，我将诅咒。”
法官的判决毫不含糊，执行的人们也很认真——固然他们拿金龟子没办法，但在几十年后法国一桩“甲虫啃食葡萄园”案例中，特别审理委员会可是仔细为被“流放”的甲虫找了一片土地肥沃的栖居地。
这是一段被遗忘、却比现代人所以为的更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公元824年起，直到18世纪中叶，在欧洲，动物与人被置于同一种道德标准下接受判决，甚至会被关在同一处监狱。
“正如一个统治者未经审判就对人类进行惩罚是‘无法容忍的暴政’一样，在尚未给一个动物听审的机会之前，就寻求上帝惩罚它们，是完全不正当的。”16世纪初著名的法学家巴塞洛缪·沙斯尼曾在一本昆虫禁令指导手册中阐述过这样的观点。
他也因此站上过法庭，为一个城市的老鼠当了回辩护律师。
1510年，法国小镇欧坦的农民状告破坏大麦的老鼠，在被告缺席、一再不上庭的情况下，沙斯尼站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依据古老的法律习惯，被告人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法庭，而老鼠们面对的是多么漫长而又艰难的旅途啊！它们的死敌——那从不疲倦的大猫，那能够一眼看穿它们行动的大猫，分布在这城市里的每个街口和小巷里……
原告和法官都傻眼了，法庭心服口服地宣布等等被告，下次再审。
并不是所有判决都会这么不了了之。1379年9月，法国一所修道院的修士写信向勃艮第公爵求助：有个可怜人死在了修道院养的3头猪蹄下。问题是，法官认为，现场围观的两群猪，虽然并没直接导致受害者死亡，却在案发现场“嚎叫”“有攻击性举动”，并且对凶手的行为“作壁上观”，这充分表明了这群猪认可了凶案的发生，因此它们也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修士简直要哭了：好不容易养大的一窝猪，一下子说没就没了？
还好，公爵闻知此事，赦免了这群围观的猪。
15年后，另一头法国猪就没那么幸运了：它胆大妄为地吃了教堂里的圣饼，被毫不留情地判处绞刑。
到底，动物并不能理解人类的严刑峻法。多年后，一些研究者提出，猪是最常见的法庭上的非人类罪犯，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在欧洲城镇中它们最常见。
写下这段往事时，美国《连线》杂志的专栏作家马特·西蒙一点也没给欧洲的前辈们留面子。在他看来，这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是“可耻”、“非理性”且“野蛮”的：把最低等的虫类都拉进司法系统，并且按照人类“劣迹”的标准去残酷地对待动物。
“我们把自己降低到了与动物一样丧失理性的程度。”他写道。
是啊，动物知道多少，能够按照对人类的道德要求去对待吗？
可是现代人的常识，却是古人在多少年的错误实践后才得以确定的。不仅法学家们争论过这一问题，哲学家们也进行过思考，可西方世界真正认真对待“动物未必有能力理解人类的法律和道德”这一点，也不过是近两三百年的事。
不过，哪怕在那样蒙昧的岁月中，人们的真诚思考，也未必全无意义。
1500年在奥地利提洛尔，当法院审理一起状告鼹鼠“挖地洞、破坏植物”的案件时，鼹鼠的辩护人不失时机地指出，鼹鼠在打洞的同时也吃毛毛虫蛹，有助庄稼生长。
最后鼹鼠还是被放逐了，但法官同时也制定了保护措施：需保证鼹鼠在迁徙过程中不受猫狗攻击，并且鼠群中的“孕妇”和幼鼠可以暂缓两周离开。
所以，有国内学者感叹：要是“除四害”的时候麻雀也有个辩护人，也许后来就没环境失衡的悲剧了。
而曾经的“昆虫代言专业户”沙斯尼，在为老鼠辩护的30年后，自己也成为了普罗旺斯上诉法院的院长。当该法院下判决要处决一群拒绝出庭的异教徒之际，他收到了地方代表的请愿：如果连拒绝上庭的老鼠都有机会，是不是更应该给人类一个相同的待遇？
这是在黑暗年代里的一丝光亮。因为这一句话，沙斯尼劝说国王无限期延缓裁决，整个小镇的居民暂时得到了保全。
黄昉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