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美国纽约公园大道附近的家中,已经110岁的顾严幼韵提起笔来,为自己的口述史作序。她一笔一划地写下:“每天都是好日子。”
这个衣着考究、佩戴翡翠首饰、涂着红色指甲的老人,有着一套“任性”的长寿秘诀——“不锻炼、不吃补药,最爱吃肥肉,不纠结往事,永远朝前看。”
她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从上海滩名媛“84号小姐”,到成为青年外交官杨光泩的妻子,到再嫁“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均……2015年,110岁的她与满头白发的大女儿杨蕾孟“聊”了两年过去的事,终于成书《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84号小姐”
1927年,22岁的严幼韵从上海沪江大学转入复旦大学读大三。
沪江大学那时的舍监是一个美国人,每个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监控之下:晚上禁止外出,任何时候都不能有男性来访,每个月只允许回家一次。出身名门的严幼韵显然是得到了特殊照顾。她被允许保留家中女仆和汽车,随汽车一起“标配”的还有一名私人司机和一个坐在副驾驶座上负责跑腿的“副驾驶员”。
1980年,当小女儿杨雪兰出现在上海一处老街弄堂里时,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先生问她:“你就是‘84号小姐’的女儿?”
“84号小姐”是当年大学男生对严幼韵的“昵称”——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他们就以她的汽车牌照号“84号”称呼她。一些男生还故意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爱的福”。
这位老先生看着杨雪兰两眼放光,拼命扇着扇子,激动地说:“你母亲当年是上海大学生的偶像。我们天天站在沪江大学门口,只为了看‘84号’一眼。看到的话,会兴奋一天。”
当时这辆“84号”轿车是别克牌的。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稀缺货。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别克车遍布全中国。严幼韵的女儿杨雪兰,后成了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别克的项目即由她促成。
严幼韵自述其当年的大学生活是“奢华”的。因为衣服太多穿不过来,从未穿过重样的服装。而所有这些衣服,都是裁缝为她量身定制。她后来进入复旦大学。那是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招收女生。因为没有女生宿舍,同学们被要求住在家或在校园附近的租房里。严幼韵和几个朋友合租了一间公寓。但大多数时候,她仍然住在位于南京西路的豪宅里。
严家的豪宅,住着一家四代80多口人。这栋房子的花园院墙绵延了静安寺一带的半个街区和地丰路(即现在的南京西路、乌鲁木齐路路口)的整个街区。门房除了一个中国警察外,还配了一个印度人。
她的这段日子过得随心所欲。每到周末都去看电影、喝茶、滑冰、游泳或者骑自行车。她有着与众不同的择偶标准,“未来的夫婿不仅必须赢得我的爱慕,还必须是我尊敬的人。”严幼韵当时想,只要嫁给自己心仪的人,“我愿意出去工作养家”。
颠沛流离的“外交官夫人”
严幼韵后来的确“沦落”到了要工作养家的地步。只不过,她的工作地点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杨雪兰至今记得为母亲介绍工作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胡世泽的话。“他在电话里取笑她,幼韵,你不能工作,因为每天要9点准时上班的!”
跳舞和社交是严幼韵从年轻时开始就喜欢的“项目”。也是通过跳舞,大丝绸商的儿子、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特派员杨光泩与她喜结良缘。
杨光泩192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派留学,获得科罗拉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和政治学博士学位。那时的杨,被公认为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
婚后,严幼韵跟着丈夫去南京、伦敦、日内瓦、上海、巴黎、马尼拉等地任职。但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这位生活优渥的外交官夫人,开始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有一天早晨,杨光泩敲敲门,打开一条门缝,往她床上扔去一个漂亮的洋娃娃。这是他和张学良一起打高尔夫球后,获得的“礼物”。
在法国巴黎,杨光泩任南京政府驻欧洲新闻局负责人。每天午餐后,她开始加入孩子们和仆人们一起游玩的行列,在海滩边玩耍。
然而,紧张的局势很快让人无法视而不见了。1938年9月末,德国威胁在必要的时候吞并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军队开始行动起来,国际危机达到顶峰。
杨光泩催促妻女尽快从巴黎坐火车去相对安全中立的瑞士日内瓦。然而,在巴黎里昂车站等了整整一天后,严幼韵把行李成功托运去了日内瓦,但自己和孩子们却没能登上火车。
同年11月,杨光泩被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派去菲律宾马尼拉。从此,杨光泩再也没走出马尼拉。
1942年1月2日,日军进入马尼拉。严幼韵回忆,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浓烟遮天蔽日。日本军队逮捕了美国和英国平民,所有美国人的房子都被日军接管,他们的汽车也被没收。”
两天后,杨光泩和其他7名领事官员一同被捕。在探望过丈夫几次后,严幼韵就与丈夫失联了。她后来知道,日本人想要知道杨光泩募得的1200万比索(相当于当时的600万美元)抗战资金的下落,并要求杨再募集2400万比索。要求被拒绝后,将其杀害。
“大小姐”找工作
杨光泩失踪后,37岁左右的严幼韵肩负起了养家的重任。她作为总领事的太太,以家中“长者”的身份,养起了所有驻马尼拉失联外交官的家人,共26人。
这些外交官太太们都已经因为生活巨变而变得惊恐不安,她们相互拌嘴,仆人们也是如此。两个不同太太的厨师曾在后院挥舞菜刀打了起来。
“一切糟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严幼韵的积蓄也快山穷水尽。她从上海带出来的珠宝,在马尼拉遭遇洗劫。孩子们在炎热的菲律宾经历各种疾病——水痘、疱疹、登革热、耳痛等。严幼韵的3个女儿中,总有一个卧病在床。在菲律宾华侨和上海太平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卓牟来(后来成为香港董氏集团纽约分部总裁)的帮助下,严幼韵在日军占领下的马尼拉度过了3年。
3年后,她的体重只剩下41公斤。而她的仆人、英国人多萝西瘦得两眼凹陷,她的丈夫美国人杰克在战时被日军关押,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出狱时只剩下36.3公斤。
美军进入菲律宾后,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夫人简找到了严幼韵一家。在麦克阿瑟夫妇的协助下,1945年,严幼韵一家登上了埃伯利海军上将号。
这是一艘海岸警卫队运输船,载满了美国士兵和撤离的美国人。严幼韵和孩子们在船上享受到了9铺特等舱的特别礼遇。一艘驱逐舰护卫左右。
到美国后,严幼韵定居在纽约。在家用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她又做起了美甲,只不过地点改在自己家中。有一次,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来访,因为没来得及逃回卧室,她只能无助地坐在客厅里,手伸在空中,脚还翘在咖啡桌上。
她开始找工作。有个美国朋友推荐她去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工作,但她没有接受,“感觉会涉及销售,我是个买家,不是卖家。”又有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朋友带给她一份“礼宾官”的空缺岗位说明,她决心试试。
礼宾司司长让·德努在听她讲述了自己的外交官妻子经历后,立即问她,“你可以周一来上班么?”自此,这个“从不早起”的大小姐每天早起,从不迟到。
严幼韵后来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著名外交官顾维钧,并一直陪伴在他左右,直到其98岁终老。
2003年,98岁的严幼韵被诊断出大肠癌。接受手术5天后,她就回家休养。长女杨蕾孟回忆那时的母亲,“手术后她就将其抛之脑后,这是她的典型作风,从不为过去的事介怀。”几个月后,严幼韵又穿上了一袭白色绣花旗袍,蹬上了金色高跟鞋,化上浓妆,与为她手术的外科医生一起在98岁寿宴上跳舞。
乐观的老太太严幼韵告诉女儿,大肠癌最疼痛的时刻,只不过是自己准备出院时,护士揭掉注射器上胶布的一刹那。
103岁时,她依然穿着高跟鞋和旗袍,走进纽约市中心的美发店里做头发。
这就是严幼韵在《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中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