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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黄岩的九峰山脚下，有一大片橘园。靠澄江边有一个雕塑：一个仙女正手挽竹篮，神态安然地俯视着万亩橘园。下边题写着“橘神”二字。落款是朱幼棣。
这并不是声名斐然的三个字。通过当地人介绍，游客才得知，朱幼棣是黄岩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经是新华社著名记者，退休前是国务院研究室司长。
他的一生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教师、工人、记者、作家、官员。新华社的老同事吴晓波评价他，“是现代都市硕果仅存的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
32岁时，这位个头不高，脸方唇厚，戴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南方人，远离故土，来到北京。
初到人才济济的新华社，桀骜之才多喜围炉阔论天下。每当恃才傲物之辈争得面红耳赤时，朱幼棣总是温吞吞地坐在一旁不语，待到高潮将尽，人们突然想起他，“听听老朱的。”他才缓缓开口。一开始，他还会脸红，说着说着，就淡定从容了，条分缕析，自有一番独到见解。
朱幼棣在新华社经济、政治、文化科教及新闻研究所轮番任职，是公认的全才。他写出过很多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还是第一个去南极的记者。有一段时间，他担任国内部中央新闻组的组长，专跑中央常委这条线。在新华社的传统里，这是一个很崇高而敏感的职位，朱幼棣每天跟在中央领导人的后面东跑西颠，写他们的行踪和指示。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学识和文化气质的知识分子之一，好古敏思，谦谦君子，有名士风。在某种意义上，他生错了时代。”吴晓波说。
“全才”之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朱幼棣与医改之间的故事，他出版了多本书来记录正在进行之中的改革，《大国医改》、《无药》就是其中的作品。
最初，朱幼棣只想写十几万字、几个月就能完成的有关医改的一本小书。但深入进去才发现，要破解医疗、医药、医保等众多问题必须由繁入简，回归常识，于是开始梳理医改的路径，对医改重新进行系统性分析、辨误和研究。最终历时几年，完成了《大国医改》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出版后仅一个月，这本首印5万册的书就销售一空，加印了三次还不够。
他对于医改的关注源于1996年的冬天。那时，朱幼棣还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在医院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
这块石头一直“装”在朱幼棣的心里。做记者时，他有很多对于底层的观察，为以后的写作提供了现实的样本。他曾说，生在剧变时代，翻天覆地并非一味值得赞美。我们的国家民族，需要有忧患意识。
后来，年岁愈长，朱幼棣从不吝于表达“独到见解”，常有振聋发聩之语。
他感叹中国城市“文脉”已经断裂，痛批急功近利是当代官员的“通病”。他说专家提出地震不可预测完全是推卸责任；他直言海河作为一条河流的使命已经被终结；他质疑三门峡建设时领导人缺少相应的科学知识……
“我无法忍受粉饰和谎言，无法忍受被利益操控的假话空话大行其道，是这些赋予了我钻研的动力和写作的激情。”他曾说。
他崇敬李四光这样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面对地震造成的灾难，李四光沉痛地说，地震有先兆但没有预报出来，“我们是有罪的人”，“要将功补过”。
在朋友眼里，像他这样的文人实在太少了。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为人谦和又敢于针砭时弊，对于地质、资源、自然环境的研究造诣颇深；他擅长书法，他的字端庄厚朴，凝重透神，从字里能感觉到是个国学基础很深的人；他甚至还钻研珠宝，为此专门写了一部完整的论著。
这位九峰山下长大的知识分子，时常反思与体制的关系：知识分子极易形成对体制的依赖，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1980年代初，发生过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此引发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但对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法路径、经验教训，一直没有进行过反思和总结。他对此痛心疾首，一直到去世。
吴晓波怀念旧友时说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大多操之人手而不能自主。所谓“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朱幼棣自也逃不出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与众不同的是，他别开洞天，为自己构筑了另外一个叙述和瞭望的空间。
如今，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已魂归故里。“我浪游四方，写下了几百万文字。无论是西北粗砺的旱风，蔽天的沙尘，还是南国温柔的云影，繁华的市街，我无数次往返，经年奔走于游历和调查的途中，生命一点点地耗竭。但我从喧闹中安静下来，从名利中解脱出来，一再神游的地方还是故乡!”朱幼棣在著作《淡出九峰》的序言中写道。
澄江日夜东流，墨绿色的橘林依旧荡漾起伏。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