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生找到“成长合伙人”

    自从2011年北京十一学校取消固定班级，推行选课走班以来，曾有一些老师和家长担心：如果每天朝夕相处的同学没了，让孩子们共同拼搏的班级没了，他们将在哪里寻找集体归属感？最近，在中国教育学会组织的走进十一学校的活动中，高一年级的柏艾辰同学在交流中对来自各地的教师说：在同学们看来，这些担心都不再是问题。

    不能只想着自己，要多承担责任

    尽管一些同学是在不安与不情愿中告别他们熟悉的班级的，但并没有学生和家长公开表示反对，更多人则是“张开双臂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比如叶枫，她今年高中毕业，对过去的行政班级，她觉得“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只是每天在一起而已，并不是因为共同的想法和爱好走到一起”。

    十一学校为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创造了许多机会，学校有300多门课程和200多个社团供大家自主选择，并且鼓励学生随时组建团队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因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新集体，少则两三人，多则上百人。选课走班大大扩展了学生的交往面。

    这种自由度的增加，并不是对学生的放任。十一学校取消班主任，倡导每个老师走出学科局限，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教育职责，并实施导师、咨询师和教育顾问制。而对学生的要求，就像校训提倡的那样，要“思方行圆”，懂得尊重规则、遵从必要的规范。从学生成长角度而非管理者角度制定的《北京十一学校学生在校基本行为规范》，会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而非“不许怎么做”。

    对一名十一学校的学生而言，他每天要在多个不同的集体中生活，因而必须在不同的团队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并体验不同角色带来的挑战和成就感。一名在“数学三”教学班中成绩垫底的学生可能是语文学科的“学霸”，一个在戏剧《嘎达梅林》中“跑龙套”的男生则是某家社团的负责人。以叶枫为例，在模拟校务委员会主席团中，这名高三学生是高一年级学生李元杉的助手，而在正进行的《赢在中学2》一书的组稿、编辑中，李元杉又成了叶枫的助手。“今后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工作中，都会有不同的角色转换，在学校获得的这种体验和能力，会让我学会如何在担任不同角色时，采取不一样的立场和方式。”她说。

    十一学校认为，教育的价值追求是让每个学生成为他自己。但学生不能只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他人负责。从一些举措中可以看出学校的良苦用心：实施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让每个学生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成长痕迹；规定每个学生在所选戏剧课中除了扮演角色，还必须承担一项剧务；设置了60个学生管理岗位，以解决学科教室的日常管理和维护问题，其中，“卫生天使”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高二年级的姜嘉南创办过“电影学院”，在模联中担任过“美联社社长”，她有过几乎每天处于精神崩溃状态但始终不放弃，最终赢得伙伴们认可的经历；也有过因为私事拖了团队后腿，让同伴很长时间不理她的教训。她的总结是：身处一个团队中，“个人利益往后退，团队利益优先”。

    “在这些看似松散的组织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们更加团结。”姜嘉南说，这是一种互相帮助与分享的力量。

    去年12月，初二年级出现了新事物：成长合伙人。这个名词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十一学校学子的成长方式。率先这样做的是顾靖坤等6名同学，他们的爱好、能力水平都不一样，但互相能够取长补短。顾靖坤因为“各个学科成绩均衡，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强”任“大总管”，其他同学则分别担任英语、数学等“学科大总管”。他们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说话做事都以自我为中心”，难免不发生矛盾，但他们慢慢地发现，“只有通过积极的沟通，适当的妥协，才能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还感受到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学学不如众学学”，“学会了为伙伴的成绩点赞，发自内心地欣赏他人的优点”。

    不只为个人提高，还要改变社会

    叶枫自称在一个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家庭中长大，是十一学校让她觉得，关心世界是“人的必然”。“我对学习作了重新定位，不只为提高个人，还要去改变社会。”她值得一提的尝试，包括组建模拟校务委员会、发起成立关爱自闭症儿童的“海洋之星公益社团”等。在3月22日模联的招聘会上，叶枫对师弟师妹说：“你在的这个地方，你生活的每个地方，都是可以改变的。”

    《北京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是指导该校办学的纲领性文件，它认为十一学校学生首要的品质是“勇于担当”，“应该胸怀天下，具有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应该勇于担当责任，自觉为国家、为团队、为家庭、为朋友排忧解难；自觉奉献社会，主动服务他人”。在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专业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该校97.8%的学生“很赞同学校对学生提出的几个重要的素养、品质”。

    他们每个学期进行的研究性学习，关注的视野已从课本延伸到城市、社会和世界，开始操心环境污染、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一名初二年级的男生志在“把中国的高铁业搞成世界第一，彻底解决春运问题，票价减掉三分之一，速度快50%”，他利用寒假在北京化工大学与大学生一起学习德语，还跑去德国研究高铁。

    公益也是十一学子体现责任与担当意识的一种方式，全校社团约十分之一与公益有关。“当我们通过实干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时，它带来的更是作为一名公民所有的归属感与幸福感。”高一年级的柏艾辰说，她是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中学生的公益组织该如何定位，她有自己的思考：重点应该在于传播公益的思想，而非注重物质上的募集；不求改变多少人，而是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参与到公益中来，与兴趣相结合；公益不仅仅是“舍己为人”，作为中学生，更应该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提升自己。

    不是抱怨，而去做力所能及的改变

    这里的学生拥有外界难以想象的自由，包括对学校直言不讳的批评。在叶枫看来，“对学校真正的爱，不是抱怨，而是看到不足的地方，去做力所能及的改变”。

    李元杉认为，“学校现有的一些规章制度和学校事务决策，处于对学生的闭门状态”，而校长有约、学生内阁等渠道不能满足学生参与管理学校事务的愿望，因此，他提出在学校模拟联合国大会中增设模拟校务委员会，“通过讨论和协作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从而让十一学校有更好的发展”。他甚至要求参会代表“要爱十一学校”。为推动模拟校务委员会的成果（如建立学生意见反馈平台、为校领导招募学生助理等）落地，李元杉最近又促成了学生联席会议的成立。

    师生们的共识是，没有了行政班级后，学生对更大的集体——年级和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反而提高了。

    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在多个场合讲过一个小故事：他在十一学校抽烟，一名男生要求他“把烟掐了”，“我想，这个孩子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

    “学校里的各个小集体，不是因为竞争，而是为了合作走到一起。”高一学部教育顾问曹书德说，他曾经是一名以严格著称的班主任，“是给学生分配一个集体，还是让他们自由选择一个集体更有归属感？是在集体中统一的时间、地点做统一的事情，还是各有分工与自由，更能激发责任感？是一起为集体争得荣誉，还是找到了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努力过，更值得回味和铭记？”他说，答案显然是后者。

    因此，北京十一学校去年9月荣获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成为获特等奖的唯一一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