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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你的5本新作，《南京大屠杀》、《江边中国》、《根本利益》、《生命第一》和《红墙警卫》亮相纽约书展，获得好评。根据你的现场观察，外国读者对“中国故事”的关注度如何？
何建明：在《南京大屠杀》英译版发布会现场，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杂志主编对我说：“现在全世界对中国都很感兴趣，对于真切反映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作品，西方媒体、读者都很渴求。”
纽约书展期间，我在纽约国立大学参加一个论坛，有学生问：“中国发展这么迅速，你们中国作家为何还要虚构写作，为什么不直接纪录现实呢？”当时曹文轩和我都是嘉宾，曹文轩指着我说：“这是我们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啊！”学生们的问题顿时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他们对中国话题的关心让人难忘。
事实上，中国的版权输出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段，很多外国读者、外国出版社对涉及中国大转折、大变革、大人物、大事件的题材很关注。西方也想了解，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怎么做的？我的作品《江边中国》，讲述一个村庄的发展变迁，许多外国读者很感兴趣。
中国青年报：相对于纯文学，纪实文学在“走出去”时更占优势吗？
何建明：首先，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它的位置，已经慢慢和西方融合，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图书的交流进入了一个良好的阶段。这不是“走出去”或者“走进来”的问题，而是，中国想融入世界的热情，和世界想了解中国的热情，是相通的。只是因为翻译力量、配套机制的匮乏，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还比较有限。
但在我看来，我们纯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总体上未必高于西方作家。即便获了诺奖的莫言，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也还是学习较多、借鉴较多。鲁迅、巴金、郭沫若等作家，他们的写作是自成一格的。但当今的中国当代作家，还很难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进一步说，中国当代作家在技巧技能、主题表达、价值体现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但中国纪实作家在这方面做得要好一些，因为我们太贴近现实了，纪实文学这个文体本身也发展得比较健康。我个人感觉，相对于中国的纯文学，西方对中国的纪实文学更关注一些。我们的“原材料好”、文体成熟度高、有一批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家。纪实文学是世界了解中国的有效载体，所以纪实文学“走出去”的前景比较乐观。
中国青年报：普遍地讲，中国文学想要“走出去”，应当着重注意什么？
何建明：放眼整个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之路，我认为中国作家在写作中要注意写作语境，要回归到对自然、对人的关注上；在写作技巧上，强化本土写作的创新意识，从中华传统经典作品中取经。
在对外传播上，我认为我们要吸取“孔子学院”的经验。孔子学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回头看也有一些需要改进之处。文化传播，要自然而然、潜移默化，而不能王婆卖瓜、自说自话。
归根结底，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想走出去，要以情动人。我曾与多国作家交流。在希腊，澳大利亚，墨西哥……许多国家的同行对中国的图书市场很感兴趣，也非常渴望了解中国作家。但一谈到具体操作，翻译问题就来了。我给你讲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到希腊去交流，发现希腊作家很高傲。但是后来，我凭借一首诗打动了他们，他们非要给我开个朗诵会。那首诗叫《我想托起你的眼泪》，我有感于希腊文明的辉煌和当下希腊的萧条，想表达同样来自文明古国的中国作家，对于希腊的观照和信心。
那些希腊朋友们由此对中国作家多了一份亲切和感动。这让我明白，只有以心交心的时候，文学“走出去”才没有障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情感的力量。人的情感、世界的情感是一致的，人就是世界。我认为，一个国家文学的成功，并不在于其体量大小，而在于其细腻程度。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何建明：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文化输出”这个提法值得商榷。“输出”是机械的；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自然流淌”。
当然，政府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政府可以更多地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帮助作家实现单靠个人力量无法接触到的交流机会。此外，在引进国外的翻译人才上，政府也可以多做一些工作。
一些国家在推广本国文化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以法国为例：为了向中国推介法国文学作品，法国政府自1990年起实施“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帮助中国出版社购买法国图书的版权；对有一定市场潜力的图书，资助80%的原作者版税；对于翻译者，法国国家图书中心资助其译费；法国文化宣传部提供翻译奖金，供译者到法国参加短训班或者逗留进修，包括安排其与作家见面，了解和熟悉法国当下生活和语言。
去年，中国作协与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共同主办了“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汉学家来到中国，聆听名家大师的学术讲座，走进街头巷尾体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青年作家对话交流。这些，都将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蓄积力量。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相关部门“多头管理”，涉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事宜，可能国新办也在管，外文局也在管，文化部也在管，作协文联也在管，还有许多部门介入……国家花了大量资金，各个单位都在分享相关资源。一些单位目标很明确，就是先拿到国家的钱再说。这样下来，最后效果往往很难理想，一些中国文学向外推广中存在的瓶颈，也难获解决。中国文学想要“走出去”，这个问题就应当引起重视。
本报记者 蔡梦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