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农村,我也想回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实事。可我们能做什么呢?农村没有工作提供给我们啊。
一方面是农业专业专科生回不去农村,另一方面,回到农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却想着离开,频频“往外跑”。
比起“飞鸽牌”大学生村官,农村更需要“永久牌”大学生村官”。
如果可能,刘建一点儿也不想从江苏滨海的农村离开。
这个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的毕业生,原本是打定主意“想在这儿干出一番事业”,才选择毕业后回到农村。家禽疾病诊疗、疾病防控、畜产品卫生检验……专业出身的刘建很快上手,跟着当地的大学生村官,为村里养殖户支招。
可他没有“身份”。村里的人客气点的,会喊他“小刘”,一些不熟悉的人会直呼他“那个打工的”。虽然每天忙到“一沾枕头就着”,他的收入却是“提都不想提”。
他没有资格考取大学生村官,只能以“打工者”这样一个“没什么可能性”的身份融入农村。尽管,带领当地老百姓发展农业、好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是他的“一个愿望”,但“看不到未来”的刘建还是在坚持两年后,选择离开。
刘建的离去让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蒋春茂惋惜不已。“像刘建这样的学生能留在农村多好啊!他们大多出身农村,对农业和农村有感情,还有专业知识能切切实实地帮助村民,更重要的是,安心留在农村正是他们想要的。”
“新农人”难回村?
“村官干不了,要是只给大学生村官当‘参谋’,没政策扶持,能干多久呀!”该院动物医学院副教授刘明胜很能理解学生刘建的选择,在这位带过多届毕业生的班主任看来,类似刘建的毕业生有很多,“他们有技术优势,而且都在最艰苦的环境里锻炼过,有能力胜任大学生村官”。
之所以这么讲,和这些“新农人”经历的锤炼有关。比如眼下,刘建的师弟师妹就在经历一场“试炼”。这些准“新农人”被派到了一个大型养鸡场,每天在37摄氏度的高温里和鸡打交道。
他们的工作强度很大,工作时间不固定。学生吴紫雁和祁建丞都常常需要半夜反复起床,检查育雏舍的温度和湿度。到了白天,在平均气温达37摄氏度、湿度达60%的育雏舍,这些学生需要穿着浅蓝色厚厚的工作服,为小鸡注射打针。
鸡笼有高有低,吴紫雁时不时踮着脚,时不时又弯着腿,才能准确注射。这么一通折腾下来,手臂酸痛已是常态,而浅蓝色的工作服甚至被汗水浸成了深蓝色。
这些活儿不止是辛苦那么简单。人工授精时讲究授精效率,照蛋更强调眼疾手快,为了给学生补充技术知识,每天白天劳作后,刘明生和其他老师都会给学生继续授课。“讲实际的内容,最新的技术,临床能用的,基层也能用的。”就算只是捡蛋这样看似简单的活儿,也需要在捡时有快速分类的意识。
“养殖场怎么管理运作,具体的技术环节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还有各项专业知识的补充,只有经历了这些,才能真正回到农村服务好村民致富。”刘明生说。
话是这么说,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江苏省教育厅就业白皮书》显示,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在近4年都维持在99%以上,与之相对的是,这些就业的学生“基本上去了生产一线,回到农村的人却不多”,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曹斌介绍,除去专升本、专接本的学生,近一大半的毕业生会进入城市的大型养殖场或从事兽药、饲料、生物制品的生产或销售工作。
这一批批“新农人”回农村的路,到底哪儿被堵了?
“我来自农村,我也想回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实事。可我们能做什么呢?农村没有工作提供给我们啊。”吴紫雁说,自己和室友聊过工作,畜牧养殖虽然辛苦,但大家还是“很愿意从事本职工作”,可是,“除了去养殖场,我们想不到还能去哪儿”。
村官“往外跑”涉农学生越变越少
“新农人”却难回村,这让蒋春茂忧心起涉农专业学生的就业与招生。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近年来农业类专业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不少学校招生都成了难题。“学农本就比很多专业都辛苦,若是还没有一个好的前景,未来学校该拿什么去吸引这些准新型职业农民?”
事实上,如今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为应届毕业生开设的招聘会,入场企业都要求注册资金不少于500万元,提供给学生的工作月收入不能低于3000元,受过专业训练的毕业生就业的情况自然不差,但回农村这个“更大的舞台”,却变得“越来越难”。
这就像一个“围城”。一方面是农业专业专科生回不去农村,另一方面,回到农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却想着离开,频频“往外跑”。
蒋春茂注意到,很多学习小语种、工科专业的学生都选择成为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工作确实能给他们很多锻炼,但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却很难派上用场,而且大多任期一满,就选择离开,考取城里的公务员等”。他甚至听说,曾有学导弹专业的学生回农村当了大学生村官,“术业有专攻,他们去了也得从头学起,怎么快速带领村民转型新型农民,发展新农业呢?”
类似的感受,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吉文林也有。这位涉农专家曾给一个大学生村官培训班授课,一堂课后,他问这些刚刚当上村官的年轻人,“你们未来的想法是怎样的?想离开农村的请举手”。
结果,接近100人的班级有差不多90个人都举了手,“他们都没定下心来啊。”吉文林叹了口气说,有村干部曾告诉他,村里来了一批批大学生村官,都是“最初有那么一股劲儿”,没多久,“要么就忙着考研,要么就忙着考公务员”。到最后,往往是“刚刚适应农村的工作,就要走了”。这样不停的折腾,“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农村和村民”。
更为重要的是,“比起‘飞鸽牌’大学生村官,农村更需要‘永久牌’大学生村官”。吉文林认为,一些大学生村官其实并不适合在农村发展,也没有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
在他看来,农村年轻人外流,剩下的全是儿童、妇女和老人。农村没有致富手段,农业发展陷入瓶颈,若是长久得不到解决,种地养殖的人越来越少,未来,“谁来种地”这一问题将格外凸显。
“农村更需要踏踏实实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大学生村官。”吉文林有一个设想,这些大学生村官,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带领农民一起发展新农业,转型“新农人”。
大学生村官政策能否给涉农专业高职生机会
吉文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大学生村官的指标中,只有极少数省份将专科生也纳入符合报名条件的人选。他呼吁,“制度可以进行适度调整,允许涉农专业的专科生也报考大学生村官”。
“农村呼唤更多‘永久牌’大学生村官。哪怕只有10%~20%的比例,也是对涉农专业高职学生就业的一个很好的引导。”吉文林表示,如果能给予一定的名额,那么学生会更主动接受“理论+实践”的培养模式,也能踏踏实实沿着这条路努力,而这,也与职业农民和青年农场主的发展计划一致,对将来农村发展和家庭农场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这也能很好地促进农业职业类院校的发展”。吉文林认为,近年来,农业职业类院校数量和涉农专业学生人数的减少都影响了三农发展,不仅面临着“招生困难”的困局,更直面就业去向不够理想的局面。“连续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农业,支持农业发展。如果能把涉农专业高职毕业生通向大学生村官的道路打通,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
他甚至有了更远的设想,比如在学院办起村官班,在配合专业农业技术授课的同时,邀请多位村官和大学生村官前来授课,全面培养学生,让毕业的学生能无缝对接农村事务。
“其实农村的孩子之所以往外走,还是因为呆在家里没什么发展机会。如果能回去做一番事业,带着全村一起致富,当年的小伙伴们一定都会回来的。毕竟,在家门口就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尽管还有1年才毕业,祁建丞也有了清晰的打算,他要先去大型养殖场学习更专业的技术和经验,等到自己“成熟了”,就回到农村创业去。
只是,他期待着,村里能给他一个更大的平台,让他能领着全村人,“一起致富,一起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