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在》：拆解中国官场的奥秘

    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大新的政治生态小说《曲终人在》，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注定了它的引人瞩目：一方面，毁誉参半的官场小说风行了几十年，官场厚黑学中所呈现的，使“官场文学”几乎成了肮脏和罪恶的展馆。另一方面， 当下，有一种官场生涯是“高危职业”的说法。周大新在作品中书写了当代中国的封疆大吏、省级大员欧阳万彤的隐秘人生与复杂人性，如此切近我们的现实生活。可以说，这是一部面对今日中国的忧患之作，是一位记录政治家修齐治平的简史，也是一位农家子弟的成长史和生命史。它既是一部面对现实的批判之作，也是捍卫灵魂尊严、表达悲苦人生的深层心理图解。

    《曲终人在》以一个仿真纪实的结构，虚拟了26个被采访对象。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了他们与欧阳万彤省长的交往或接触过程。他试图通过不同人物、不同身份的不同讲述，多侧面、多角度地“复活”已经死去的省长。这些讲述犹如推土机般强大，塑造出一个立体的、难以撼动的、真实的欧阳万彤的形象。

    这些被采访者与欧阳万彤的关系有亲疏远近。通过这些讲述我们看到，欧阳万彤除了省长这个巨大光环，同时还是父亲、继父、丈夫、朋友、舅舅、儿子、下级、病人、同乡、男人、男主人、被暗恋者等。这犹如从不同角度由表及里地分析了这一复杂人物的复杂心理。

    欧阳万彤的前史，与那个性格执拗的乡村青年《人生》中的高加林极为相似。他有抱负，有野心。他也有一个类似巧珍一样的温婉的未婚妻。他也像高加林一样未能与这个青梅竹马的乡下姑娘结为秦晋之好。同时，欧阳万彤从小接受爷爷的“精英”教育——一定要做官。做官了不受欺负。这个来自祖辈的教训对欧阳万彤的一生至关重要，它影响甚至奠定了欧阳万彤的人生理想和价值体系。它不仅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思想，同时更联系着中国乡村中“长长脸，换换门风”的生存哲学。正如他说：“中国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官场是一个最讲人脉关系最需要人提携的地方。怎能在官场里单打独斗？”事实上，欧阳万彤在危机时刻，也曾得到同盟的帮助，使其在政界转危为安。

    欧阳万彤在掌控权力的同时，既受到了来自权力的掣肘，同时也得到了权力的泽被。他本人从政，小心谨慎，严以律己。他曾说：“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的时候，把为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遇事为个人为家庭考虑的多一点，还勉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司、局、市一级的官员时，把为官作为一种光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可见他内心的理性主义和人文情怀。

    这只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人生更重要的经历是那些隐秘的、不为人知或不足为外人道的人与事。这是他“辞职”后披露出来的。“辞职”事件，呈现了欧阳万彤的执政环境、人际关系以及大变革时代瞬息万变的不确定性特征。书中写道，“你要把平时人们对你的尊重和恭敬，当作对这个职务的恭敬和尊重”。“一般人对官位有一种向往，这可以理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如果处处处心积虑，想着害人，那么就不正常了”。“中国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习惯用官位的高低来衡量”。“升官的调令，古时称为圣旨、现代称为委任状，而我身高还是原来的身高、智力还是原来的智力。那张纸可以给你，也可以收回来”；“官路两旁是鲜花.背后就是深渊”——这样的精彩描述俯拾即是。它把中国官员的心理适应性强、弹性大、生存能力强、高风险的特质，以及官路的凶险，一一拆解给人看。这个环境是怎样造成？欧阳万彤必须面对这些不可回避的现实。

    《曲终人在》是一部对当下中国干部制度有深入研究、对执政环境复杂性多有体认的作品。它与此前所有的官场小说大不相同，它不是展示官员如何腐败、如何权钱、权色交易、如何胆大妄为肆无忌惮乱用职权。这样的作品我们从和珅到《官场现形记》到当代官场小说早已耳熟能详。《曲终人在》本质地揭示出中国官场以及它所辐射的更广大群体的精神生态和生活真相。

    周大新说：“官员也有各自的苦衷。他们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并不容易，甚至很艰难。前些年我没有注意到官场上的精神氛围，官员看上去非常光鲜，但他们背后其实有很多可以同情、悲悯的地方。”他在作品中用笔，理性和冷静地接近着中国官员现实生存的真相。

    《曲终人在》是一部书写大变革时代人间万象的和世道人心的警世通言。它既是过去“官场小说”的终结者，也是书写历史大舞台主角隐秘人生和复杂人性的开启者。欧阳万彤这个人物，显然寄托了周大新的个人理想——中国官员理想化的人格、忍辱负重、壮志未酬的悲苦人生。周大新通过对欧阳万彤这个人物的塑造，同样表达了他用文学书写官场人生的新的理解。他的这一经验，既是中国的也是他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