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自由

    第二次见到军大爷时，他正躺在床上看京剧节目。因为右臂动弹不得，起身很困难。晚上7点的地下室，亮堂通明，但军大爷的屋子没有点灯，借着走道的光可以感受到屋子的拥挤。屋子大概5平方米，中间的小走道只容一人转身。为了方便起居，他准备了一根木棍，伸出去便能够着开关，十分方便。军大爷右臂的伤是春节回辽宁老家坐摩托车摔的，他说：“贴了十几片药膏也不好，要上班了，就拖着病回北京了。歇着点儿，能好能好。”他黝黑的脸庞依旧笑盈盈。

    第一次见到军大爷是在春节前，也是晚饭时间，我在走道里晃悠，寻觅可以成为访谈对象的住户。只见一个60岁模样的大爷戴着老花镜坐在走道尽头，正翻看一本书。“识字的，太好了！”我心里暗暗欣喜。聊了几句话后，大爷略带愧疚地说：“我不识字啊，但看看画啊也高兴。”我随他坐在坎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一聊便是个把小时，他一直笑着。

    大爷姓徐，今年59岁。之所以唤他为“军大爷”，是因为他最看重二十来岁时的当兵经历。在大兴安岭的那几年，他是英勇的战士，是豪情的野子。说起山里的故事，军大爷神采飞扬，毫无蜗居地下的忧伤无奈之情态。当他说起年轻时候的英勇事迹时，邻居们总会笑话他不着调，但大家都乐呵呵地笑作一团。

    今年是军大爷来到北京的第23个年头，用他的话说，是“啥活儿都做过，啥地儿都住过”，从工厂宿舍到郊区平房，再到如今的地下室，他和妻子两人过着典型的流动生活。然而，艰辛的漂泊生活于军大爷，却是弥足珍贵的自由。军大爷已经在街道垃圾站工作两年了，他说他喜欢这份工作：一是离住处近，每天可以晚点起床；二是有时间回家做饭，而且每天下班后也都是自由时间。他的爱人跟随他在北京颠簸了二十余年，如今在附近一家饭店当洗碗工，每天晚上10点钟下班。夫妻两人每月能够挣6000元，吃住无忧，每年过年还能给老家的孙儿准备个大红包。

    不受大家庭生活的约束，适度远离错综的家庭关系，军大爷对漂泊北京十分满意。“我们在北京，见不着儿子儿媳，那还不舒心？他们也有自己的买卖。我们在北京过我们的，过年了回家热热闹闹，谁也不得罪”。

    军大爷每天的生活两点一线，往返于街道垃圾站和地下室。一下班就呆在地下室，看电视、剥蒜赚点外快是他的业余爱好。军大爷说，一个晚上大概4个小时能够剥小半袋蒜，算起来有三四块钱，还能和邻居唠唠，挺值得。军大爷隔壁的甘肃小哥说，有大爷在，走道里总是欢声笑语的。

    居住空间与居住者的情感紧密联系，一个人的居住地不仅标定着他的社会身份，也构筑了他的城市生活方式，编织着他的社会网络。军大爷是处世泰然、随遇而安的流动者的代表。相比于年轻人群体的北漂生活，军大爷并没有融入城市的雄心壮志，对于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也无兴趣。他在城市角落里辗转，寻找一方得以容身的空间，只要能够负担日常的生活起居，便能享受这份清净与安宁，这样的漂泊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漂泊的气质，正如我们听到“远方”一词便多少会有些悸动一般。我们渴望出发，期待去到未知的地方，寻求漂泊。但像军大爷一样能将漂泊纳入了生活的日常，是一种难得的超然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