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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手书《金刚经》、宋刻元明递修本《宋书》、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龙刻《本草纲目》、清宫旧藏《同治大婚典礼全档》……近日，“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在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举办。这是1949年以来，海内外民间珍贵古籍藏品的首次集中展示。
展览由国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联合主办，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30名藏书家参展，展出展品115件，涉及敦煌艺术、佛道教文献、宋元善本、明清古籍、民文文献、域外课本、碑帖拓本等类型。
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了展览中难得一见的珍品：两件隋代的《大般涅槃经》单纸长度140厘米，这样长度的藏品在世界范围内已知仅有6件，其中3件还收藏在英国的国家图书馆；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注东坡先生诗》，不仅历经名家收藏，还流传着多段历史故事，清代学者翁方纲曾因该书而将书斋名改为“苏斋”；民国藏书家袁思亮家宅失火，几欲为其殉身；用西夏文书写的《择要常传同名杂字》是孤本，记录了西夏常用字词，加以音译，是十分难得的文献资料……
河南洛阳的白河书斋藏书博物馆是一家民办博物馆，馆长晁会元这次带了“镇馆之宝”明代金陵本《本草纲目》前来参展。这是国内发现的第3部“金陵本”（《本草纲目》的祖本——记者注），已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晁会元带着这本书来到国图，顿时“艳”惊四座。为了保护这本书，尽管是私人收藏，国图照样派了10名专家，耗费4年时间，用明代的老纸，为他无偿修复了这套珍贵的古籍。
陈红彦发现，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每次做名录评审，都会收录民间收藏家的藏品。陈红彦认为，中国历来有民间藏书传统，民间藏书是典籍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安全传承起到很好的作用。“私藏”是对“公藏”的补充和辅助，国家图书馆能形成今日的藏书规模，也得益于历史上很多藏家的捐赠或转让。
今年年初，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北京成立，本次展览也是协会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推广古籍保护工作迈出的重要一步。
全国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说，当代藏书家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愿意公开展示或者影印出版，“与天下士子共之”，这次展出的台湾藏书家王水衷的敦煌遗书，即将出版。此外，藏书家们还继承了“丹黄手校”的优良传统，即亲力亲为校正、厘清版本。“现在留存的很多古籍，特别是珍本、善本，真正从‘公藏’传下来的没多少，大部分是藏书家的积累。”李致忠说。
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晓军回忆，浙江省图书馆最初的“公藏”只有《四库全书》，而现在“公藏”的大部分书都来自藏书家之手。徐晓军认为，应该增强“公藏”与“私藏”之间的交流，比如，公藏有一些雕版仍能用来印刷，就可以作为私藏的供给。
社科院学部委员史金波面对琳琅满目的展品，第一反应是“眼前一亮”，随即担忧的是，“可别流失到国外去”。“过去我们有很多东西流失海外，很难再回到中国。现在我们的民间收藏藏在个人的书斋中，如果条件成熟，也不妨归入国家收藏。一旦流失，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宋平生送了两部书参展：明万历皇帝的母亲所刻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明代环翠堂刻本《出像种玉记》。后者不见公藏著录，十分罕见，曾被国外买家买走，宋平生用三本书换了回来。“一定要把它留在中国。”宋平生说：“藏书是个人行为，但恐怕藏书的最终归宿，仍是各个公藏的图书馆。毕竟你不卖书，不能保证后人不卖书。”
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蔷一直致力于清乾隆皇帝藏书“天禄琳琅”的研究。她发现，近年来，大量古籍在拍卖会上再度分散，“希望国家出力，有能力的藏家出力，让书能够尽可能集中，不要在当代人手上再四散了”。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