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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强制要求单位和个人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对于未按规范投放且拒不改正的，将处以罚款。这标志着深圳市进入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的阶段。垃圾分类试点自2000年6月在8个城市展开，效果究竟如何？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6%的受访者知道垃圾分类的概念，但仅41.4%的受访者清楚知道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50.9%的受访者知道一些常见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6.0%的受访者知道得很少。仅12.5%的受访者感觉垃圾分类15年效果显而易见。
受访者中，57.7%的人来自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其中来自上海的占18.3%，来自北京的占12.5%，来自广州的占8.0%，来自杭州的占6.9%。
垃圾分类推行难 63.6%受访者归因于公众垃圾分类知识欠缺
调查显示，在评价垃圾分类的效果时，仅12.5%的受访者感觉垃圾分类效果明显，26.3%的受访者认为比较有效，36.0%的受访者认为效果一般，认为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效果的受访者占25.3%。
谈起垃圾分类在自己身上的推行“效果”，在北京读大学的黄薇薇表示“有些惭愧”。“一开始我是很积极的。会主动参加学校的志愿活动，并且到科技馆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渐渐地，黄薇薇发现大多数分类垃圾桶都长期处于混装的状态，菜叶、塑料、废纸全都混杂在一起。“这让我感到有些挫败，因为你做了也是白做。现在，我只会偶尔、象征性地把使用过的水瓶、纸盒投进可回收垃圾箱里。”黄薇薇坦言自己是个“半途而废”者，而有更多人根本不曾作为，垃圾分类还远远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调查中，仅38.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一直在坚持分类存放、投送垃圾，52.6%的受访者有时对垃圾进行分类，9.3%的受访者从未曾尝试分类。30.6%的受访者表示经常见到周围人随意丢弃垃圾。
垃圾分类究竟难在哪儿？调查显示，63.6%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推行难主要是因为宣传教育不到位，公众垃圾分类知识欠缺或不清晰；54.7%的受访者认为环保教育缺失，人们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51.5%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不到位；48.8%的受访者指出垃圾分类缺乏奖惩机制，无法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34.2%的受访者指出垃圾分类体系缺乏有效长远的循环设计；28.2%的受访者直言政府部门履责不到位。
上海市民王传峰是一名环保热心人士。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垃圾分类的习惯，也由此成为了朋友眼中的“孤独者”。“据我观察，人们不是没有环保意识，而是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方便的途径，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王传峰看来，习惯总是通过重复的行为培养起来的。
51.9%受访者建议将垃圾分类与奖惩挂钩
近年来，多地政府创新工作方法，引入“积分兑奖”等手段，以提升垃圾分类的参与率。但在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看来，积分兑奖的方式并不是可持续的办法。“垃圾的市场价值有差别，有的市场价值高，有的市场价值低，而这部分低市值垃圾就必须有财政补贴才能回收起来。但为什么要补？谁来补？补多长时间？都是问题。”毛达认为，若没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方案，这类做法就很可能沦为短期行为或者作秀。
“积分兑奖看上去很热闹，但做一做就回零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教授指出，垃圾源头分类是生活垃圾管理的第一步，亦是垃圾管理的基础和核心。要解决城市垃圾问题，根本性的措施，是政府动用强制手段。“要求单位和个人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不合格的垃圾拒绝接收，不按要求分类的要处以罚款”。
从当前的国情来看，强制进行源头分类是一个可行的道路。宋国君向记者介绍说，台湾花了两年时间就基本上做到了垃圾源头分类，我们现在也完全具备条件。如果政府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坚持把这件事情做好，把系统建立起来，垃圾源头分类是完全可以得到普及。他建议，为了让地方政府具有作为的动力，中央政府可以用已有的统计指标，如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来评价地方政府的绩效。
毛达则呼吁，政府应当将垃圾不分类的代价明确告知公众。“如果总是宣传填埋场、焚烧厂是完全无害的、循环经济的，等等，人们就会觉得分和不分都一样。”毛达认为，如果能明确告知民众不进行垃圾分类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人们就会感受到更多的压力，进而产生更大的行动可能，把垃圾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情。逐渐固化“我的垃圾我负责”的意识。
调查中，61.1%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51.9%的受访者建议将垃圾分类与奖惩挂钩；47.5%的受访者建议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42.5%的受访者建议将垃圾分类与个人信用挂钩；39.6%的受访者建议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建立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