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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名为《大学教学之两难：把关还是放水！》的博文再次把中国高校的教育质量问题拉进公众视野，坚持“不给成绩放水”的教师纷纷表示压力颇大，更是对中国高校的整体学风非常担忧。
对于“放水”，高等教育研究者有着更为客观的说法：分数膨胀。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李奇说，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情况。从世界范围来看，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渐发展为大众教育，随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和就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分数膨胀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2年的一份报告将分数膨胀定义为“在一个较长时期，学生的学业成就未提高，但其平均分却明显上升的现象”。李奇教授表示，这个现象在早就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达国家出现得更早。
数据显示，1966年哈佛大学只有27%的学生获得A，到1996年，这个数字增至46%，同年，哈佛82%的毕业生成绩为荣誉毕业生。李奇教授也称，与他相熟的哈佛几位教授表示，现在给的最多的成绩就是A。
浙江大学的李丽丽、李江霞在《美国高校分数膨胀现象述析》的学术报告中分析认为，引起分数通胀的最直接原因包括学生参与教师评估和教师降低课程难度的投机行为等因素。而更深次的原因则是市场化的高校主动降格招收学业准备度不达标的学生，同时又为了提高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牺牲了对学生的严格把关的态度。
总体来说，分数膨胀是高校应对市场化的消极方式。
对于同样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校而言，自由选课和学生评教等机制确实给高校教师造成不小的压力。同时，面对就业市场的压力，李奇教授坦言，老师们不得不给学生一个“有竞争力”的分数。
在这种大环境下，严格把持学术标准的老师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即使“受尊重”，也未必“受欢迎”。
尽管绝大部分学生的成绩水涨船高，但李奇认为，学生学业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类似于“优秀率”等考核机制的存在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止分数膨胀。
如此看来，不论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的老师，还是顺应大环境“放水”的老师，都是在模糊的教育质量标准上下徘徊，这些老师和他们的学生都挣扎在高校的学术性功能和市场化需求之间，亟待一个明确的教育质量标准来拯救。
相比于分数膨胀，李奇认为淘汰机制是在“放水之争”中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与教育质量标准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现在中国基本上是100%的通过率，连博士都是‘能进来就能出去’，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更是。”李奇说：“但是如今，尤其对于中国一流的高校来说，底线是否还应该是60分呢？”
西方国家有一些著名的法学院在及格分数之上设置了严格的过关分数，任何某学年的总成绩低于这个标准，学生将不能继续就读下去。
李奇表示，要保证毕业生的质量，首先需要把标准制定出来，然后才是实施。虽然高校都有自己的质量标准，但是往往弹性非常大，非常模糊。“我们所说的质量标准应该是很具体的，可以测量的，有边界的。而这个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需要教育管理机构、学校、就业市场一同完成”。
本报记者 张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