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怎样才能达成和解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随着讲述战争经历的报道逐年减少，传达战争的悲惨与和平的重要性，成为我们这一代新闻从业者的主要工作。我从去年开始着手于反战、和平题材的采访报道，一直在思考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和受害国的中国、韩国，怎样才能达成和解。

    去年10月，我与其他15家日本地方报社的评论员一起赴德国、波兰两地，围绕“欧洲的和解”这一主题进行了采访。今年7月,我与一些地方报社的评论员又访问了中、韩两国，探索“亚洲和解”的可能性。我们参观了北京郊外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在首尔郊外倾听了慰安妇们的亲口讲述。与去年相比，今年对于我们加害国的媒体来说，是一场心情沉重的苦旅。

    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协助下，我们在北京与中国主要媒体记者就“战后70年的日中关系与报道”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日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媒体作用虽有不同，但在对于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必要性、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性这三点上，我们达成了一致。

    早在1977年，我在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学习时，就曾作为友好访华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共同通讯社，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主要的采访对象就是中国。我曾常驻北京，女儿在北京55中上过学。她清楚地记得，在一节讲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课下课后，和她要好的同学满脸担心地走过来问她：“你还好吧？”

    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曾去南京修学旅行。时值战后50周年，当时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倡议“协助修复南京城墙，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心灵疗伤”。女儿参加了城墙修复活动。现在，她从事日中经济贸易促进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日中关系的桥梁”。日中民间特别是青年的交流很重要，希望两国的领导人不要让这些交流成果付之东流。

    安倍晋三首相在战后70周年发表的谈话中说：“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安倍谈话中虽然加入了“殖民统治”“侵略”“反省”“歉意”4个关键词，但并非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谢罪，所以还不够充分。“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这句话，更不应该出自日本首相之口。

    作家村上春树今年4月接受了共同社的采访，谈到日本与中韩关系时他说：“历史认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我认为必须要好好地道歉。直到听到对方说‘虽然心里还是不痛快，但是我知道了你在为此事道歉，已经足够’，否则道歉不能停止。道歉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我支持村上的主张。安倍首相在谈话中说：“我们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的确如此，只有正面面对过去的历史，谢罪的语言才能脱口而出。不能说首相自己不想道歉就封住国民谢罪的口，这是不对的。

    我在一系列评论文章中就首相谈话反复主张：“必须要明确表示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反省和歉意，应该改善与中韩的关系。”共同社在今年5~6月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表示首相谈话中“应该加入道歉”的回答占67%。我真诚希望，中、韩两国领导人以及人民不仅看到安倍的谈话，还应了解到日本人民正确的历史认识，以此来促进与日本的和解。

    去年在欧洲采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加害国德国为了“和解”所作的踏踏实实的努力，以及受害国波兰的“宽恕”。据有关人士介绍，和解的进程始于1965年波兰天主教的4名主教写给德国主教们的信，信中写道：“我们宽恕（你们），也请求（你们的）宽恕。”5年后，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遗址的纪念碑前下跪，请求宽恕。据说，波兰人民接受了西德人民的下跪。

    再看亚洲，加害国日本似乎还未得到受害国中国与韩国的宽恕吧。一部分日本人对尚未得到“宽恕”感到焦虑不安，中、韩两国则认为，日本所作的反省和补偿还不够，所以心生不满。

    关于“宽恕”与“恨”的问题，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曾告诉过我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小故事。根据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的回忆录《心灵之约》记载，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1960年接待野间宏、龟井胜一郎等日本作家访华代表团时曾说：“谢谢大家。我们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你们说作为日本人不应该忘记过去。若如此，两国人民将可以实现真正的友好。如果相反，我们总是憎恨日本人，而你们日本人也彻底地忘记了对中国的伤害，那么中日两国就永远不能友好。”

    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的日中关系，不仅没有达到陈毅所说的“实现真正的友好”状态，而是更接近“永远不能友好”状态。

    日本与中国之间需要的是“真正的友好”，也就是“和解”。为了实现和解,日中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信赖是必不可少的。我今后也会继续写促进两国互相了解和信赖、主张反战和平和日中友好的报道。

    （翻译：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