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该死”的嘲讽悖离了法治共识

    近日来，湖北十堰四法官被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虽然这一血案有其偶然性，但却真实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官的悲哀处境。绝大多数拿着普通公务员工资的法官们，不仅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每人年平均受理案件近300件，而且也承受着社会大众对于法治现状的最大怒火。当下，每每有伤害法官的极端事件发生，网络空间中总会有叫好声，而且最近几年，一些同为法律人的律师甚至学者，也加入了这一狂欢。坦率而言，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情况，因为它不仅显示着法律人的分裂，也反映出我们的社会还缺少应有的法治共识。

    任何一个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都离不开法律共同体的积极努力。只有在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学者、媒体的有效互动中，一个国家法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才能逐渐整合、酝酿成为契合这个国家本土资源的独特知识。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法律生态圈里各方的关系，决定了整合的效果，也决定了知识的整体性、连续性与有效性。这意味着，在一个良性的法律共同体中，虽然不乏对抗与辩争，但这种对抗与辩争却是在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的氛围下进行的。在法律人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情谊，这种情谊既来自对于法治的共同理想、使命与担当，也来自长期共同学习、交流之下的相互理解。

    尽管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中，部分律师、学者与体制内的公检法人员在思维、用语上存在一些差异与隔阂，但总的来讲，随着法律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司法考试制度的刚性实行，这种差异与隔阂已经在明显缩小。特别是法院系统，随着近几年大幅度的学历提升与人员更新，法官们整体的专业水准已经大幅提升，同时，相当数量的法院人员在近几年由于待遇差、压力大等各种原因改行当律师的现象也很普遍。这意味着法官、律师、学者，不仅可能是同学、师生，而且可能是同事、朋友。也正因为如此，这就更让人对一些律师如此仇恨法官，感到不可思议。如果说对司法体制的批评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那么，对法官基本的人权遭到践踏而幸灾乐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答案大概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处理法律业务时累积的怨气，其二是博取社会关注的利益需要。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学者、律师，都以超然的态度来进行公共事务的讨论，因为个人经历、立场与利益，本就是公共讨论中无法回避的因素，但是我们希望在自媒体、新媒体中表达意见的法律人，能够在发声的同时对这些因素予以审慎的考虑。不要因为你曾经遭遇过专横、傲慢的法官，就在舆论审判中也扮演起同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不能因此而丧失掉法律人基本的价值共识，那就是对人的尊重。那些冷嘲热讽甚至认为“法官该死”的法律人们，和那些在网络上高喊“律师该死”的底层民粹者，究竟有多少不同呢？当一名法律人，因为偏见、利益，异化到如此悖离法律共同体理想的时候，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羞耻吗？

    中国的法治环境并不理想，权力的干预、民粹的压力，以及快速变动社会提出的一系列挑战，的确让我们很多的律师、学者产生出悲情的抗争意识，但这种抗争的意识，不应畸化成一种狭隘的对体制内工作者的偏见与仇恨，因为它从根本上偏离了法治公平、正义与人道的理想。一些法律人在法官被刺后的阴阳怪气，其实是在践踏法治最根本的道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