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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贵报9月7日第10版教育圆桌栏目刊登一线来信——王培中的文章《升学率高为何还羞羞答答》(下文简称《为何》)。该文主要针对某些“理论家”和高层主管领导将升学率高(学校或地区)随意扣上“应试教育，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帽子这一做法予以反驳。这个观点不得人心，自然需要反驳，可是该文又不自觉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偏离与曲解了中央关于素质教育的文件精神，尤其是对“应试教育”一词的以讹传讹。
“素质教育是个伪命题吗？”正确的提法应是:为什么素质教育是个真命题，却没有很好地实施，“应试教育”是个伪命题，却实施得很广，且愈演愈烈？
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之一，在于时至今日人们对什么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以及二者本质区别等基本问题，缺乏起码的共识。其实，对于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笔者用一句话就可说清：“应试教育”是批量生产“分才”，素质教育是培养人才。这句话揭示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两点区别：在教育方式上，前者是工业的规模生产，后者是农业的个性耕耘；教育目的上，前者是生产“分才”，后者是培养人才。这两点区别，第二点更为根本。
顾名思义，广义“分才”指高分考生，是素质教育培养目标（高分高质学生）与“应试教育”培养目标（高分低质考生）的相同之处；狭义“分才”特指高分低质考生，是“应试教育”的培养目标。简言之，“人才”即高质学生。因此，“分才”与人才的关系问题，便转换为高分与高质的关系问题，或称分数（升学率）与素质的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就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而言，从总体上讲，分数与素质是一种偏离关系，简称“分质偏离”。
分质偏离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总病根。之所以如此，可从两方面分析：
从理论上讲，“应试教育”追求的是高分，素质教育追求的是高质，素质教育目标更高，因此，从理论上讲素质教育PK“应试教育”，即高质教育PK低质教育，素质教育自然取胜。
从实践上看，则是另一种情形：一方面，素质教育追求的是高质，但是由于分质偏离，高质往往未必高分，因此，实践中的素质教育往往表现为低分高质教育；另一方面，“应试教育”追求的是高分，由于分质偏离，高分往往未必高质，因些，实践中的“应试教育”常表现为高分低质教育。综合两方面可以看出，素质教育PK“应试教育”在实践上常表现为（隐性）低分高质教育PK高分低质教育，在高考尚未破除唯分数论的今天，PK的结果可想而知，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大战一旦从理论转向实践，形势便截然相反。
许多人之所以宁愿相信分质对等，不愿相信分质偏离，是由于对素质教育难以实施、“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事实熟视无睹。
中国教育究竟是生产“分才”还是培养人才？或者说，中国教育究竟是遵循“分才”逻辑，还是人才逻辑？也许 “分才”逻辑是中国教育的实然，人才逻辑是中国教育的应然，当实然与应然的偏离（分质偏离）程度愈深，对中国教育的危害就愈严重。
“素质教育”一词是柳斌在《课程教材教法》1987年第10期《努力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一文中首次提出的。28年来，素质教育为什么难以落地？根本原因在于，素质教育改革的锋芒一直都是指向靶面（“应试教育”），却从未对准靶心——分质偏离。一旦我们对准靶心——消除分质偏离、拨正基础教育的航向后，中国教育会立即展现出美好的前景：此时，由于分质不再偏离，顺应中国教育追求高分且常常实现高分的历史惯性，实现高分后，由于分质不再偏离，在此分质对等下，也只有在此状态下，高分才必然高质，此时，中国教育便由高分低质教育（“应试教育”）转向高分高质教育。
至于如何消除分质偏离，有待大家共同研究，笔者提出的初步思路是破除唯分数论，尤其是通过高考改革，重新设计综合素质评价，使之达到客观、规范、公平、科学、量化、可比、简便、易行、公认度高的要求后，将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招生硬挂钩，破除高考招生层面的唯分数论。
（作者为湖北省麻城二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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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