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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机前，万凯发了一条朋友圈，那是一张打包行囊的照片。在他飞行的3小时里，照片下足足有100多条留言。这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援藏志愿者万凯将离开西藏那曲，结束“缺氧、缺电、缺水”的日子。
10月，当万凯终于躺在位于济南家里那张舒适的大床上时，这个28岁的山东小伙甚至有点想念横在那曲海拔4530米的那张床。
一年前，中国人民银行18名援藏、援青、援疆志愿者从成都出发。2014年8月12日，在飞抵西藏上空时，万凯只是往窗外看了一眼，就认定援藏是自己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晴空万里，白雪皑皑，是他年少时梦里的西藏。
缺氧缺水缺电 不缺理想信念
在万凯向窗外凝神的同时，同一趟航班上的志愿者魏洪钱也忍不住张望。一开始知道自己被分去阿里时，有人和他开玩笑说“只知道阿里巴巴”。魏洪钱顺着“阿里”联想到一个出现在记忆里的名字：孔繁森。
那一刻，这个年轻人热血沸腾。
1993年，孔繁森告别拉萨赴阿里任地委书记时，魏洪钱刚读小学。这个听着孔繁森事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曾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把雪域高原当做年少时的向往。
21年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团委招募援藏志愿者让魏洪钱重拾了理想。他从衢州中心支行出发，站在了孔繁森生前战斗过的地方。
到阿里中支报到不足两个月就下村调研，那是魏洪钱的老家大闸蟹正肥、桂花开得正好的10月。而在阿里改则县，早已大雪封山。
不到10平方米的村委会驻地，睡了8个人。空气中的含氧量本就不足海平面的一半，前半夜因为生炉子消耗掉大量氧气，为了取暖，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处于缺氧状态。
到了后半夜，室外是鬼哭狼嚎、零下40度的大风天，炉火熄灭后，屋里屋外一样冷。魏洪钱几乎整晚没睡，第二天起来有同事发现棉被拉不动了，因为靠近外墙，被子冻在了墙上。
地处西藏西北部的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每年7级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让魏洪钱面对的是强烈的高原反应和每天不定时鼻子出血、喉咙干痛。尽管如此，他还是走遍了阿里全部7个县。
“志愿者们都是这样过的。”魏洪钱知道，和他一同奔赴西部的17名战友，各有各的不容易。在西藏“同一个战壕里的弟兄”魏伟和吕斌，都在服务期满后主动申请延期一年。大姐张芙蓉，扔下家里正需要人带的孩子就去了昌都。在樟木的魏保卫，遇上了地震。
特别是在新疆的战友们，不仅一到夏天就像呆在火炉里，更面对严峻的维稳形势。
袁世旺所在的克州，地处我国西部边陲，与中亚、南亚6个国家相邻，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在这个1平方米的土地上只生长两颗牧草的地方，袁世旺形容“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感受着边疆稳定的巨大意义。在吐鲁番，张义伟体会着这里的“最干、最热、最甜”。因为干，皮肤干燥，鼻腔出血，小腿奇痒。因为热，耳朵疼的难以忍受，呼着热气直叫人反胃。但也尝到了瓜果的甜、还有新疆的人们含糖量极高的微笑。在塔城服务的李勇，长途跋涉探访基层干部的故事，“全身心投入一线，为村民增收出谋划策的支行同事；历经万难，为村民解决多年吃水用水难问题的少数民族干部；顶着凛冽寒风，帮助村民生产自救的老同志”，构成了李勇心中“一个真实的新疆”。
魏洪钱也会牵挂远在那曲的万凯，那是个海拔比阿里更高的地方，仅万凯睡的那张床的海拔就在4530米。
“躺在床上，脑袋像炸了一样。睡半个小时准会憋醒，喘不上气来。”但万凯还要忍住不去吸氧，他怕自己养成氧依赖。“如果去基层调研的时候还得带着氧气袋，那就麻烦了。”
在那些喘着粗气的难熬夜晚，万凯常坐在床头，直勾勾地盯着氧气袋出神。“我只吸了一口，就感觉那个氧气真的在身体里流动一样，太美妙了。”
对于在那曲援藏的人来说，“躺着也在做贡献”。提起这句话，经历过严重缺氧的万凯认同极了，“这里有草原、雪山、蓝天、白云，这些在游客眼里都是壮美风光，但对在那曲的人来说，看到的都是苦难。这意味着，没水没电没吃没喝。”
在那曲，每天水源供应有15分钟。但因为是用水量高峰，水流很小，有效时间加起来只有10分钟。3天积攒起来的多半桶水才能洗一次衣服。
“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写材料，脑袋如同浆糊一样，根本转不动。”
“停水进入第12天，同事端一大盆雪上楼，等雪化掉冲马桶。”
“连着3天加起来的睡眠时间不足10个小时，生命禁区就是禁人睡觉的地方吗？”
万凯把这些都记录在朋友圈里。魏洪钱常去点赞，因为感同身受。
这两个来自东部的年轻人，站在了“世界屋脊的屋脊”。在魏洪钱心中，这里缺电、缺水、缺氧，目之所及看不到任何一棵高于膝盖的植物，但从不缺理想信念。
“阿里中支的蔡海斌行长，自大学毕业即进藏工作，连续20年守护最艰苦地区的金融安全；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让他们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阿里中支70%的干部患有不同程度的高原性疾病；一半以上的干部职工夫妻两地分居、无法照顾老人小孩。即使这样，在阿里的央行人仍确保基础业务零差错。”在魏洪钱的援藏日记里，他记下了遇到的每一个央行人：“在树都没有办法生长的禁区，我找到了人坚守的理由——每个青年心里，都深藏着国家。”
雪域高原，找到心中的“央行范儿”
在海拔高、气候寒冷、人员不充足的玉树中心支行做青年工作，马妍发现，这里年轻人和很多地方的一样，对当下生活有些“抱怨”的声音。
讲现实条件，她太理解这些“抱怨”了。
整洁却简陋的宿舍，20多户共用一个卫生间；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的办公室；饭菜5分钟之内就会完全冷掉的板房食堂。
“条件再艰难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应该有央行人的精气神。逻辑不清，怎么搞清楚自己的职责？表达不准确，金融政策实施时怎么去解释？不会与人沟通，怎么下到基层搞调研？”马妍想做一条“鲶鱼”，用3项活动刺激一下年轻人的“习以为常”。
“五四开讲啦”即兴演讲比赛作为第一项，让马妍有点“挫败感”。“难度系数太高”、“嘴笨”等理由纷纷出现，很多人拿着在网上下载的文章站在台上直接读。
作为第二项活动的“岗位基本技能”操作比武，马妍和大家一起备考ppt、word、excel。培训时，每个人都来了，认真极了。这次的基本功训练，让马妍觉得“有点眉目”。
起初在准备第三项活动的“岗位描述”展示大赛时，同事们基本是“即兴演讲+ppt展示”。可马妍不满足，她要求创新，希望“在一成不变的工作中找到兴奋点”。比赛中，人事工作被总结成三句半，纪检工作改编成了青海花儿，会计之歌是弹着吉他亮相的。
看着大家的“兴奋劲儿”，马妍对接上了她心里的“央行范儿”。事实上马妍发现，在青海玉树，这样的“央行范儿”是与生俱来的。
2010年玉树地震后，人行玉树中支第一时间支起帐篷、全行集结、连夜办公，23小时内恢复系统，保证赈灾款准确无误。“他们的家也没了、亲人也失联了，他们穿着拖鞋睡衣跑出来，顾不得小家，选择与央行同在。”在马妍心里，给这样的“央行范儿”打100分。
“我来援青，是多我一个人来干活吗？肯定不是。”马妍常会思考她来玉树的意义，“应该是由我这个点出发，搭建一个援青平台，把我引进来，让玉树青年走出去。”
马妍拿这一想法求助西安分行，4月，想法落地，玉树中支选派青年骨干赴西安分行、渭南中支、商洛中支进行为期一周的跟班学习。
对于玉树支行的旦周嘉措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外出参与学习交流。7个工作日的学习被他称为“掠夺式学习”，不浪费一分钟时间，他询问了包括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及征信文化建设等6个方面的工作，一口气翻看了近两年内商洛中支各类信息报告。“总在羡慕别人的好、看到自己的差，一生都只能是在抱怨中度过。只有面对现实，吸取别人的好才会有大发展。”在旦周眼里，一个地区越艰苦、越忙碌就应该越努力、越积极。
“不管是援疆、援藏还是援青，总行团委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派出去的是我们18个，但代表的是央行全体青年。”在马妍看来，这样“一人援建、全行援建”也是她找到的“央行范儿”。
没错过一次下乡，却错过女儿第一次叫爸爸
王珏启程去援藏时，正是妻子佳卉怀孕6个多月的时候。“他是个做事的人，热血青年。”点头支持丈夫去西藏，对孕妇来说不是个容易的决定。这意味着，这一年里无论遇到什么事，丈夫都远在4379公里外。
会计专业博士毕业后，王珏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他一直就是对工作特别上进、认真的人。”对于丈夫在日喀则的工作，佳卉并不担心。让她操心的是，因为常下乡调研，她和丈夫总是在一段时间里失去联络。
利用学科优势，王珏带着行里的青年参与课题研究，牵头“关于试点财政性补贴资金通过惠农卡发放工作的调研”。他了解到，按照国家的惠农政策，日喀则市下辖18个县区的农牧民每年都享受国家财政补贴，但由于地广人稀，农牧区金融服务落后，乡村少有金融机构，这些资金均采用现金形式发放。
西藏地区交通不便、农牧民居住分散，对于当地百姓来说，资金从市到村，通常需要等1年才能领到补贴。农牧民常在偏远地区放牧，领取补助非常不便。
“在村里或乡里的小商店，安装一个pos机，农民可以刷惠农卡，由小店垫付相应的金额取现，形成最简易、最基础的金融服务，这个是日喀则已有的助农取款业务。”王珏和课题组调研发现，如果将补助款直接打到惠农卡里，再依托现有助农取款业务，就能帮助农牧民及时、足额收到财政性补贴资金，在资金支取时获得极大方便。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王珏常下乡。日喀则一共有18个县，领土面积相当于他的家乡——3个辽宁省那么大。颠簸的“搓板路”、每天奔波10多个小时、车子始终穿行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野中都是常态。王珏和西藏的土地最贴近的那些天，也是他和妻子失联的时刻。
一颗心总是悬着，佳卉知道，丈夫下乡一趟有可能经历风雪雷电种种恶劣气候，常常吃不上一口热饭。
在牵挂和等待后，佳卉会收到丈夫报平安的照片。那是西藏的丽日下，王珏席地而坐，与农牧民共饮青稞酒；带着沈阳分行的爱心捐赠，给他们送上厚厚的棉衣，握住藏族大叔那双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喝下藏族大娘端来的热腾腾的酥油茶；紧紧搂住藏族孩子们，为小朋友送去书本，眼神里全是明亮。那一刻，佳卉为丈夫骄傲。
以前做课题，动辄数理分析模型，宏大极了。可王珏总在心里暗想，这些课题和政策，究竟对实践的意义在哪、能具体到哪个人，他答不出。
在日喀则，翻山越岭下乡，去和遇到的农牧民交谈，从来不用“金融服务”这种词，问的都是“怎么取钱、今年发了多少项补贴、什么时候到账的”这些最基础的问题，回来后写成调研报告，能为国家金融服务的最末端做些实事，王珏心里踏实极了。
今年11月，岗巴县作为西藏地区首家试点，将财政性补贴资金通过农牧民的惠农卡直接拨付到农户手中，全县8000多牧民将体验快速领到补贴、在家门口取款的便利。王珏作为负责人，将延期一年跟进该项工作。
知道丈夫要延期的消息，佳卉连续好几天没理他。抱着孩子在小区晒太阳，别人问起“爸爸呢”， 佳卉总用“出差了”搪塞过去。家里人围着孩子团团转、新手妈妈一团糟的时候，佳卉总在盼望那个“出差”的男人8月援藏结束早点回家。
王珏没有错过在西藏的每一次下乡调研，却错过了家里的许多重要时刻。生气时，佳卉也会埋怨丈夫：“你会错过你女儿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翻身、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叫爸爸。”但看到把女儿第一次对着摄像头叫“爸爸”的视频发给王珏时，他泪湿眼底的场景，佳卉又心软了：“一个人援藏的背后，其实是一家人援藏。”
对于亏欠女儿的这段时光，爸爸王珏也有自己的方式。他在日记里给女儿讲了爸爸在西藏遇到的人、做过的事、经历过的辛酸与美好。他告诉女儿那里的山川河流，也告诉女儿，很多和爸爸一样选择雪域高原的人，在“大家”的稳定团结和“小家”的安定幸福之间需要付出的所有努力。
本报记者 李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