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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仁慈的上帝，在经历了12天的危险后，我们终于安全地在我的家乡靠岸了。”1857年，刚刚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黄宽回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英博士，也是国内第一位受到系统西医训练的医生。
现在人们翻阅史料，已经很难判断，当年刚刚回国的黄宽心中，“报国”与“传教”哪一个分量更重。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传教士。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命运，最终没有走向预期的任何一端。
却回到了最初。
1846年，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塞缪尔·布朗决心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在教室里，因为健康问题，他与学生告别，准备回老家美国。这位传教士问眼前的数十位广东农家子弟：我非常热爱这所学校，希望带走几个学生，直至他们完成学业，有谁想跟我走？
谁愿意打破这片寂静呢？来自广东香山的农家子弟黄宽站了起来。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告别父母乡亲，背井离乡，坐5个多月的船，去一个全是“红毛鬼”的地方读书，听起来委实不像什么好事情。“我母亲极为勉强地同意了。”黄宽的同学、后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曾回忆，“我特别诚恳地乞求她，她虽然伤心难过，但最终还是屈服了。”
在那个班级里，与黄宽一起站起来的只有容闳、黄胜。
若干年后，容闳将成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黄胜则是中文报业先驱，创办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印刷企业；黄宽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博士，他短暂的一生翻译了34部医学著作，将大量的医学术语引入中文。
至少对黄宽来说，这样的命运，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那年头，即便在英国，能获得医学博士者也是凤毛麟角，黄宽完全可以凭这一手本事在伦敦过上优渥的生活。
但他毫不犹豫地回了国。
虽然不知道是为了“传教”还是“报国”，至少两件事他都曾努力过。一开始，他在香港的教会医院工作，这是当时常见的传教手段。那年头，两者的轻重缓急，教会分得很清楚：医生的身份固然受人尊敬，但不适合凌驾于宗教身份之上。
可黄宽很快得面对自己的另一重身份：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在香港，当地白人医生早已习惯了视华人为助手。黄宽在美国、英国读书时，被当地家庭与师友平等相待。他在医学院学业杰出，以第3名的成绩毕业，却不料回国后，反而得不到同等的承认。
一年后，他的福音梦破灭。
然而他同样无法适应满清政府的官场习气。一度，李鸿章请他北上担任医官，黄宽上任还不满半年，就忍无可忍。他拒绝了所有优厚条件，回广州重拾临床和教学工作。
就像寓言里的蝙蝠，在兽与鸟之间不知自己的归处。
但也有地方，是黄宽的舞台。清朝末年，西医在中国人心中，既神奇，又神秘莫测。这些“红毛鬼”“大鼻子”把人的五脏六腑说切就切，还要解剖孩子的尸体，看起来实在恐怖。然而黄宽不一样，他不是“红毛鬼”，说的是广东白话，又能像西医那样看病动手术，很快声名鹊起。
那时候，他所在的医院，每年能为2.6万人诊治。黄宽一生，帮3000多人取出了膀胱结石。
更深远的影响，则是他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医学院“南华医学堂”。正是在这里，报国无门的他将自己的语言特长一点点融入了对医疗术语的翻译中。他既是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的教师，还撰写了一套教材，包括3年制的基础理论与两年的临床实践，并为学校建立了实验室与标准间。
他在特殊的历史节骨眼上，第一次打造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医疗培训体系。
再也不提福音，黄宽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将生命贡献给了广州的病人与医学教育。比起一同出国的同学容闳，这位同样占据很多个“中国第一”的医生没有留下太多记录——除了若干医学论文。他没有回忆过私人生活，也没有子女，婚姻短暂，在大部分日子里，与姐姐的家人住在一起。
1878年，黄宽罹患项疽，却碰上英国大使的夫人难产。尽管家人劝阻，他还是踏上了出诊的路，最后大使夫人平安，他却病发不治。去世的时候，还不满50岁。
福音与报国，都飘然远去了。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当一个真正的医生。
黄昉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