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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有村主任和村支书，乡有乡书记。”来中国的第五年，史凯特对农村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她看来，农村和城市一样是中国的重要部分，“农村是中国的一个方面，也是大的方面，我想看看中国的另一面”。
史凯特来自澳大利亚。2010年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环境专业和应用数学及物理专业，2013年进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学习，现在是博士一年级的学生。
带她走进中国农村的是清华大学清源协会——一支成立于2011年的公益创业团队，关注西部地区饮用水源的问题。他们利用寒暑假，到农村地区建造生物慢滤池，帮助解决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安全问题。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十二五”生态环境保护成就报告中再次提到清源协会。他替“清源”解释了生物慢滤机理，“这一技术主要是通过上层的微生物对水中的有机物和细菌病毒进行诱捕和吸收，通过下层的砂层实现物理过滤和化学吸附，过滤后的水质达到国家饮用水水源的标准”。
史凯特曾参加过“清源”在宁夏、甘肃和山西的项目，在农村推广安装了1000余个生物慢滤池。现在，她是清源协会新一任的会长。今年夏天，她所在的暑期社会实践支队为梁家堡村40多户农村家庭安装净水器，并被评为“清华大学社会实践金奖支队”。
梁家堡村位于山西平遥县宁固镇，村里采取小型集中式供水的方式，水源为地下水，没有任何集中供水处理设施。经检测，梁家堡村地下水砷含量超过国家标准4倍，适合开展除砷过滤池的项目。
而在此前的项目主要是针对浊度和微生物的生物慢滤池，对去除砷没有明显作用。怎么做实验、用什么来除砷、反应是怎么发生的、测什么指标、怎么安排项目、如何降低成本……史凯特和队友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摸索。
3月，“清源”第一次来到梁家堡村，目标是建造4个除砷过滤池。史凯特解释道，“生锈的铁钉能与砷反应产生颗粒，被沙子挡住不会出来。我们想知道不放铁钉与放铁钉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放铁钉就比不放好，那么怎样放才能效果更好。”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史凯特先后5次来到村中进行测试和建造。
初春的山西天气尚寒。队员们坐在院子中用筛子一遍遍地清洗、筛选石头，石头要清洗至完全干净需要四五遍。为了控制流速，沙子不能洗到完全干净，需要用绿色的纱网把小石子筛出。为了制作4个过滤装置，史凯特和其他11名队员整整筛了200多斤沙子，一直到下午6点才将所有过滤装置安装完毕。
在农村的一切对史凯特来说都是全新的经历。窑洞、水窖、排水系统，农村的厕所、烧煤的锅炉……“你可能觉得这些你都见过，但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有这样的基本知识很好”。
调研时，每到一户人家，村民总会好奇地问她一些问题：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中国菜吃得惯吗，学什么专业？还会请她留下来吃饭，端出水果招待她和同组的中国男生。
在走访的过程中，史凯特感受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她回忆起一次询问一位大娘没有建造生物慢滤池的原因，大娘的回答出乎她的意料，“孩子还没有结婚”。她心里想：这和没有建造有什么关系呢？一番询问下来，她知道大娘有6个孩子，今年25岁的小儿子是家里唯一没有成家的孩子。
史凯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家人不会因为自己没有结婚而影响到他们快乐的状态，而大娘家的快乐都集中于最后一个儿子是否已经成家。“他们一提到什么问题都会联想到儿子没有结婚的事情。这不仅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区别，也是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史凯特说。
现在，她对中国农村的行政级别有了一些了解，也意识到基层官员在饮用水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有村民和我说，如果领导说要过来看，那么装过滤装置的人就会很多。反之，安装的效果就会不太理想”。
在史凯特看来，中国在饮用水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在麻黄山她去过的村子中几乎每家院子里都有了自己的水窖，麻黄山乡政府还帮助村民将院子的地面硬化，使流入水窖的水所携带的泥土和草木减少。同时她也看到了中国在饮用水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很大，不能知道每一个水源的水质，很难确定所有人喝的水是达标的。”
史凯特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供水能耗。澳大利亚的南部和中国北方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我选择两国政府比较重视的问题，在两国工作都会对社会有帮助。”她觉得，合作可以促使双方共同商讨解决方案，而这就需要中澳双方该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共同加入。
她强调自己现在的关注很具体，“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改善他们的饮用水让他们的生活更健康。如果只有这个水源，那就想办法让他们的水更适合饮用。其他人会想的很宏大，但我想的就是做好每一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