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红会覆灭记

    手中电报非常简短：以两军死伤过多，请即亲率红十字会中西医队迅速前来战地，普救同胞。

    对上海挂名公务员沈敦和来说，这封电报意味着一个艰难的抉择：听从朝廷，还是红十字精神？

    那是1911年10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诞生7年有余，但它当时的名字，是“大清帝国红十字会”。

    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都是独立的民间组织。那年头，其主业并非拉着突患急病的市民满城市跑，救死扶伤最重要的地方，在战场。因此，这组织抱定“严格保持中立”的立场，以换取交战双方的安全为承诺，见伤员就救，不分敌我。

    这可让大清军民开了眼。

    红十字组织在中国的第一次登场，是甲午战争时来自日本的“赤十字社”。

    当时的大清官兵，一点儿也不认识白底红十字的标识。看见日本人来了，先胖揍一顿。人们很快发现不对头：他们不光救日本兵，也救中国兵，还救了好多。

    震惊的中国媒体很快反应过来。“今则合欧亚美诸洲，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都办了这个会，不办是少数。有识之士在《申报》上发问：所谓王者之师应当最重仁义，如果眼睁睁看着伤员病患被搁在战场上忍痛呼号，而没有人去为他们提供帮助扶持，且不说大家心里能不能忍，先就得被外国人笑话说我们是野蛮的国家了。

    这是1895年。甲午战败，已经有旅日华侨向清政府递折子，陈述兴办红十字会的种种好处。清政府也说，挺好，该办，可就是迟迟不见动静。

    直到9年后，日俄战争爆发，红十字会还没影儿，大清国又碰上了难题：战事一起，各国都有红十字组织进入战场抢救伤员、疏散难民。而东三省的中国老百姓，却无路可走。

    以沈敦和为代表的沪上绅商就在这时候出场了。这批人往往在官府里有个挂名的职位，但主要从事工商业。

    光绪三十年，在他们的努力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这是曾在英国留学的沈敦和想出的一个妙招：既然清政府没有设立红十字会，那就以在华的中立国英、法、德、美代表的名义，设立一个能够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的中立组织，上战场去救人——反正救谁都是救。

    就这样，由商人牵头，中外慈善人士募捐，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了。

    慈禧太后随即发来贺电。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了战场。3年后，在濒临解散之际，这一组织统计了一下。在战争中，他们总共救济了46.7万余人，因伤重不治者仅仅332人；募捐收入64.19万两白银，支出的白银则有57.74万两。所有红十字会员都是志愿者，不领分毫薪水。在他们的努力下，红十字“救死扶伤”精神深入人心。

    然后，商人收兵，朝廷出马了。

    清政府派盛宣怀充任红十字会长，并将组织更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总部设在北京，变成一个官办的组织。

    后世有研究者分析，将红十字组织改为官办，能让盛宣怀在红十字会中拥有实权，这可能是他推动改名的动力。

    沈敦和曾试图向盛宣怀陈述红十字精神。他告诉这位朝廷大员，正因为红十字是中立的民间组织，才能在遇到战事时毫无牵挂地救死扶伤，若是改为官方筹办，则一切行动只能在军队背后，这与红十字的宗旨是背离的。盛大人没听他的话。

    “大清红十字会”大印被精心铸造出来，并于1910年6月正式启用。一年多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沈敦和预言过的局面变成了现实：战场上伤亡惨烈，但官办背景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根本适应不了战地救护。当然更不可能生出抢救革命党人的觉悟。

    尽管尸骨累累、人命关天，仍越不过“官办”这道高墙。沈敦和就在此时收到电报，他必须作出抉择。

    电报抵沪的第二天，他找到当年一块儿办万国红十字会的老朋友，一块儿组了个董事会，研究怎么往武汉派战地救护队。

    不过这一次，组织的名字叫“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

    他们募捐、筹款、派出医疗队、在战场上掩埋死者……战争结束后，一本财务收支情况册也出炉了。与上一次日俄战争结束时一样，这个万国红十字会再次功成身退，把以后的事业，留给了即将到来的“中国红十字会”。

    就在沈敦和另起炉灶后两天，盛宣怀被罢官。当新的会长接任者到来时，清廷颁发的任命状上，“大清帝国”几个字已经不动声色地被“中国”所代替。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