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脸包公

    那个身材魁梧，肩膀结实的男人就是我的父亲，虽然才50岁，但因为过早白完了头发，看起来要更老一些。他很和善，见到人，不等说话，就先笑开了，于是额头、眼角的皱纹就更明显。见到我走过来，他就是这样笑笑，然后问我：回来啦？吃饭没？

    那是2011年的12月底，我回老家出席一场婚礼。其实这个场景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不过，自从我离开家求学之日起，我回家的对话就是这样的，几乎没有例外。

    父亲为这场婚礼至少准备了大半年。很久之前，我家的至亲就轮流登门，和他商量相关细节：可能有多少客人，要摆多少桌筵席，菜要准备什么？肉要买下多少？烟多少？酒多少？谁做婚礼管事？谁来做收份钱的账房先生？要准备几辆婚车？从哪里来？谁来放炮？……太多细节了。农村一场婚礼至少要热闹三天，每天都有人来道贺、帮忙，然后要留下吃饭。这其中，大小环节都需要考虑到，几乎每一个都在父亲的脑子里转。

    这些，原本都是该我考虑的，毕竟这是我的婚礼。可是，我在离家300多公里的地方上班，现代缺乏人性和温度的用工制度，不允许我休太久婚假。我也对家中婚宴的风俗、礼节知之甚少，所以只好安心做甩手掌柜，等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回家出席一下就好了——和那些前来道贺的客人一样。这场婚礼其实是父亲和母亲的，是为了完成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项目——父辈们的人生，常让我感到一种打怪升级的过程：自己结婚了，有了孩子，送孩子上学，为孩子婚事操心，供孩子买房，抱孙子……我常为他们感到疲累，可父母却只是说：“人家谁不是这么过的啊？”

    以前我年轻气盛，总觉得何必事事看别人。变得成熟之后才明白，故乡之所以为故乡，最重要的就是“都是这么过”五个字，更简单一些说，是传统、习俗。父亲坚持让我回去办婚礼，我内心中竟然也隐隐觉得应当如此，大概就是这种传统的力量。

    我常感慨，北方农村家族观念淡薄，没有南方那么强烈的宗族连结，其实，每当有红白喜事，便是家族社交的最重要时刻。举行婚礼前好久，家里人就开始各处给亲戚送信。等长达三天的婚礼开始时，得到讯息的亲友便陆续过来了。父亲也忙了起来，赶紧迎上去和对方打招呼，寒暄两句，右手稍微扶着对方的左臂，把他让进屋里。虽然父亲已经戒烟很久了，但还是很快从兜里掏出一包，递过去。

    有些人是他的同学，有些则是家族里的亲戚。只要我在附近，父亲就会把我叫过去：“这是你北马的大伯。”我礼貌地笑着叫一声大伯。对方看我，也笑着说：“哟，好几年没见过了，这么高大了。”然后便是父辈的交谈，我坐在一边听着，不过是今年生意怎么样，或者去哪里打工啦，挣钱多少这类的。我完全不了解来人的生活，只好笑着、听着。

    我记性一向不好，很多远房的亲戚都不记得。经常是他们来了，先笑着表扬了我的高度，又跟着问一句：“还记得我是谁不？”真心不记得了，我只好尴尬地笑。好在这时候，家里到处都是人，旁边有亲友过来便会为我解围：“他整天不在家里……”就把话给接过去了。

    陪客人坐着，父亲的眼睛也会不时看着窗外，随时盯着是否有新的人来。送走了客人，他就在院子里或在大门口站着，做饭的厨师找不到餐具了，他就帮忙去找；看到哪个客人孤零零在一个角落里无聊，他就会上前去，笑着，陪对方说一会儿话。没事了，就四处巡视，晃一晃搭临时帐篷的绳子，看结实不结实，看一看屋里烧着暖气的炉子是否需要添煤，摆放婚宴物资的东厢房里，瓜子、花生、烟、酒够不够……

    所有这些琐碎的操心，都是为了确保最后一天正式婚礼的顺利。大日子到来了，我十字披红坐上车去接老婆，完全没有注意父亲在哪里，在做什么，是否在看着我。毕竟第一次结婚，没有经验，心情还是紧张的。父亲虽然是过来人，但他们那会儿的迎亲和现在还是不一样了，所以也没办法给我什么指导。

    但他的关键时刻，却好像一直没变。等我把妻子迎进家中，喜宴开始，就没什么事了。客人们陪着妻子吃菜，我则站在冬日的暖阳里，看着飘着小旗的院子，一群人正围住父亲和母亲，往他脸上抹炭灰。父亲那常笑的脸上、满是皱纹的额头上，被抹了一道道的黑，变成了花脸包公。我从来没搞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别人家结婚都是这样——但是也知道，那应该是已进五旬的父母，最开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