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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法草案设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怎样才能真正管用？”今天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二审稿，杜黎明委员表示。
今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分组审议了反家庭暴力法草案。草案专设“人身安全保护令”一章，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主体、申请方式、具体措施以及有效期等。
今天，提请审议的草案二审稿将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范围，从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近亲属，扩大到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救助管理机构等多个申请人。
草案二审稿还规定，公安机关和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协助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
杜黎明委员认为，“协助执行”的含义应该进一步明确，“如果不明确，操作起来会不顺”。建议修改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监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公安机关应该及时出警，依法处理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
杜黎明委员的建议，得到了部分委员的赞同。有委员表示，草案应该增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可操作性和约束力，防止实践中有关部门推诿、扯皮。
另外，草案二审稿规定，家庭暴力行为的施暴人若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但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该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
对此，杜黎明委员认为，草案二审稿规定的执法主体是人民法院，但从实际操作看，“这显然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他建议，应由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从处罚的及时性和效果来看，公安机关的处理程序更加简单、快捷，对施暴者的威慑效果更好。从行为与处罚的适应性来看，由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对当事人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也是比较适当的。”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拟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也是草案的一大亮点。草案二审稿将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增加为强制报告家庭暴力事件的主体。
侯义斌委员提出，草案二审稿中，没有规定“其他人员”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报案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暴力行为除家庭在场成员外，最直接了解的可能是邻居。
“我认为有必要设立专门条款，规定邻里人员在家庭暴力发生时，有报案的义务。这种情况在国外比较普遍，当发生家庭暴力时，邻居给公安局一个电话，就可以及时提请警察来制止和处理家庭暴力行为，有效地减轻了家庭暴力对受害人的伤害。”侯义斌说。
因此，他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款：“社区的居民和邻里负有反家庭暴力的共同责任，在有家庭发生严重暴力行为时，其邻居有义务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并及时出警。”增加这一款与草案规定的“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相呼应，能够更加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列席会议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谦也表示，事实证明，公民的积极参与对反家暴工作非常重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规定：“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亲属、朋友、邻居、同事，以及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共青团、残联、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单位、组织，发现家庭暴力，有权利也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控告或者举报。”因此，徐谦副主任也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家庭暴力行为的可以劝阻，向有关单位举报。”
徐谦副主任还建议，目前的家庭暴力庇护所，主要是民政部门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的，数量较少，地处偏僻，远远不能满足家暴受害人庇护的现实需要。“国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庇护工作一般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承担，政府主要为社会组织提供经费支持，社会组织在承担庇护义务同时，还为受害人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他说，“国内的相关工作实践也表明，社会组织有意愿承担该类工作。”
他建议，国家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庇护工作。“但有些社会组织囿于缺少经费支持，开展工作缺乏可持续性。”徐谦说，“建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供经费支持，以整合资源，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本报北京12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