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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罗春英和外孙女玲玲具体是什么时间死的。
自去年12月20日，女儿女婿和罗春英通过一次电话后，便再也联系不到她。直到1月4日，受托的亲戚让开锁匠打开房门时，这才发现，罗春英和玲玲已经惨死家中。
屋里一片狼藉。橱柜的门开着，手电筒、作业本等物散落一地，成卷的垃圾袋扯成了长长一条，茶几旁边的垃圾桶也翻倒了，在一只粉红色的气球边还有排泄物的痕迹。
57岁的罗春英躺在阳台地上，挨着一床被子，面色铁青，一动不动，朝屋里睁着眼睛。不满两岁的玲玲则头朝下趴在卫生间门口的墙边，手和脚面红肿，脚底已经发紫。
法医初步鉴定，罗春英已经死亡5~10天，身上无明显外伤，死因疑为自身突发疾病，而玲玲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被发现前2~3天内，疑为饥饿冻死身亡。
“万万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料理完后事，罗春英的女婿蒋国贵陷在塑料椅里，声音低哑地重复着这一句话。
去年10月，回家参加完奶奶葬礼的蒋国贵和妻子将小女儿玲玲托付给了罗春英，又离开家乡湖南省耒阳市，回到1100公里之外的浙江台州打工。那是他们和罗春英及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死 亡
罗春英和玲玲祖孙二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去年12月18日。
这一天，罗春英带着玲玲，从耒阳市回到坛下乡的集市上卖辣椒粉。她的老家就在该乡的大通村。在集市上，还有相识的人问她吃不吃烤红薯。
两天后，女儿女婿和她通了一个电话，聊了10多分钟。玲玲要小便，罗春英便挂断电话。在那之后，女儿女婿就再没联系到她。2015年的最后一天，平日住校的大外孙元旦放假回家，在楼下喊外婆，喊了很久也没等到罗春英的应答。
蒋国贵夫妇便委托亲戚到家里看看，这才发现，祖孙二人已经死亡。玲玲还穿着粉红小花上衣和绿色的开裆裤。
“我丈母娘平时身体什么大病小病都没有，这么突然一下……”这个30岁出头的男人神情黯淡。
他和妻子都在台州的一家鞋厂打工，已经做了10多年。由于积攒了经验和手艺，夫妻俩都是管理生产的“师傅”，负责教授新员工。
他们一共生过3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大女儿两岁的时候确诊先天性发育迟缓，智力残疾。2014年春天，他们又有了小女儿玲玲。
他们曾把大儿子带在身边，但后来工厂里不允许小孩住了，只好送回湖南老家让奶奶带。小女儿出生后，也碰到了同样的情形。“如果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我们就那么一点工资，家里还有小孩，根本消费不起。”蒋国贵说。
4年前，儿子上小学，他一咬牙，在耒阳市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建筑面积达170多平方米，四室一厅，加上装修一共花了40万元左右。蒋国贵东挪西凑，又从亲戚那里借来了18万元，到现在还有12万元没还清。
房子装修好后，夫妻俩也没住几次。去年6月，蒋国贵就请岳母带着玲玲，住在这套大房子中。每逢节假日，蒋国贵上小学的大儿子及他的侄子，也会过来住。
平日里，蒋国贵夫妇不放心一老一小二人在家，就经常和罗春英通电话。有时，他们一天通好几个电话，忙的时候，隔两三天，也会问候一下。
由于家里信号不好，罗春英的手机经常打不通。时间一长，夫妻二人倒也不在意。毕竟还有儿子和侄子周末会过去住，有什么情况，他们会发现。去年12月20日通完电话后，夫妻二人再也联系不到罗春英，刚开始他们并不着急。直到元旦，他们才紧张了，便四处委托亲戚帮忙联系。
然而就在这些天里，祖孙二人出了事。
“说凑巧也真是凑巧，本来我们是打算年前做完就回来在这附近找活干的。因为毕竟一个老人带一个那么小的小孩，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妈身体不好，我不放心。”蒋国贵的语气稍稍有些激动，“也真是就那么凑巧。就差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几十天不到的时间。”他垂下头，用右手揉着自己的额头。
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地坐在他旁边，眼神空洞，失了魂一样，脸色苍白泛黄，听着丈夫的话也没有任何反应。
在那毫无预兆的最后一次通话时，这对下班后劳累的父母甚至没有留意，正在牙牙学语的孩子有没有在电话那头叫唤一声。
生 存
罗春英祖孙住的房子，就在耒阳市市标广场一公里外。沿街开着许多售卖瓷砖、灯具和五金的商店，建材和沙土在坑洼不平的道路边堆积。在湘南连绵的阴雨下，黄褐色的泥浆不断地涌到路面上。
20多栋红色墙砖的8层楼组成了这个小区。小区中央有一片面积不小的“花园”，正中间潦草地种着一棵树，围着它用水泥砌了一个粗糙的矮墙。花园里稀稀拉拉地栽着灌木，杂草和垃圾遍布，有几只鸡在里面踱步。
小区的入住率并不高。每一栋楼都有好几家露出黑咕隆咚的窗口和灰色的毛坯墙。到了晚上，亮着灯的窗子还不足四分之一，小区里也没有路灯，四下黑漆漆的。
罗春英住在其中一栋楼的4层，黑胡桃木色的大门上贴着“龙年吉祥”的年画。
她只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蒋国贵，都在一个乡，两家相距不过4公里。老伴去世后，罗春英就到台州跟着大女儿一起打工。玲玲出生后，她在台州帮她们带孩子。去年6月，因为租房的种种不便，她带着玲玲回到耒阳市区居住。
为了支撑这个家，蒋国贵夫妇耗尽了心血。
蒋国贵的老家，在耒阳城西北20多公里处。丘陵地形把农舍分隔成四处散落的一丛一丛。背靠着小山的地方聚着十几座小楼，走过去却发现一片寂静，房屋大都破败，一棵死树直直地倒在土黄色的湖面上。
唯一晾着衣服的房子就是蒋国贵从小生长的家。房前地上撒着一点纸钱，盆里还留了一些没有烧透。屋里跟房子的外观一样老旧，木板拼的门缝隙很大，风一丝丝渗进来。门框边的墙皮褪开，露出里面的砖。
橱柜上面摆着一台十几寸的老式电视机，那是蒋国贵父亲平日唯一的消遣。
蒋国贵的大女儿生下来就有毛病，每月都要到衡阳市的医院化验开药，一次要花500多元。他的母亲毛病也不少，药不能断，一天也得花费小20元。
家里花销太大，光靠两个儿子打工挣钱不够，蒋国贵的父亲，不得不晒点干货到集市上卖，“赚一个有一个”。
“现在我老爸还能做一点农活，可以维持一下，再过个几年，做不了的时候，还得我们担起来。”蒋国贵说。
不出去就挣不到钱，这已经成为全村人的共识。耒阳没什么实业，煤炭又不赚钱了，村里的青壮年几乎全出门了，村里一片萧条。
“在这附近的话，几百块钱千把块钱一个月。哪里能维持家里？根本维持不了。”同在台州打工的蒋国贵的哥哥说，在台州不一样，订单多的时候一个月拿七八千元，少的时候一个月也能挣两三千元，即便夫妻俩基本一个月开销两千多元，也比在家里的情况要好很多。
前两年，玲玲的奶奶不小心摔了一跤，本来准备要动手术，因为没钱，拖到现在还没做。
所以，当玲玲出生不久后，夫妻二人就抱着孩子前往台州打工。当女儿快满两岁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震 动
1月4日下午，天下着小雨，罗春英裹着白布，由一行人抬着担架，送到了自己村子对面的山上。
按照当地习俗，在家里去世的人才能把灵柩停放在村里的正堂，在外去世的甚至不能走正路。倒在女婿家阳台上的她被归到了在外去世的那一类。
与女婿蒋家的村子相似，这里5户人家挨在一起，枯黄色的水田连绵，看不到其他人烟。罗春英的房子已经快没法住人了，那座红砖砌的老房子，很多地方已经裂缝，窗子没有玻璃，只能把蓝色的塑料布钉在窗框上挡风。
罗春英祖孙的惨死，对留守家庭造成了一些震动。
住在罗春英家背后的曾婶，自从罗春英出事后，胆小的她连后门都不敢开，想去耒阳城里跟儿子一起住。“我老头在这里搞装修，又不愿意让我走。”她苦笑着。
罗春英村里的另外一些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和孩子住在一起。
蒋国贵的父亲，并不打算住到城里去，一辈子没出过耒阳的他习惯了乡下的宁静。他宁愿走上一段泥地去仅剩的另外3户串门，也不愿接受城里面“关着门，邻里不走动”的环境。
蒋国贵的哥哥能理解父亲的选择，“这一辈不像我们，老人家不一样”。关于未来，他在心里勾勒了一个美好的图景：在乡里把老房子修好，在市里买一套房子，再花几万元买一辆面包车，这样老人、小孩都顾得过来，来回还不用打的。
“十几年后吧。”他又加了一句。
嫂子搂着丈夫的肩膀，轻声说：“有了面包车，我们就可以做生意了。”
在外打工挣几年钱、在耒阳市里买房、回来就近干活、一边抚养小孩一边赡养老人，几乎是大多数耒阳农村家庭的发展路线。如果不是这场意料之外的死亡，已经买了房的蒋国贵甚至比哥哥还快了一步。
不过现在，蒋国贵夫妇已经完全放弃了在外挣钱的想法。
他们先天残疾的大女儿，突然用脚去踢地炕的盖子，然后跌跌撞撞跑出门。她的奶奶停下手中的活计，佝偻着身子，缓缓地跟了出去。
蒋国贵的妻子这时好像慢慢地醒了过来。“我大女儿走路不能走太快，走快了就会摔跤。要做什么事她都不知道，时刻都要有人在她身边。”说起女儿的病情，这位母亲终于张口。
“像她有这个情况的，我们就知道。像我妈妈平时什么毛病都没有，这个一突然，我们就，没有什么准备。”她声音沙哑，惨白的脸上全部的血色聚集到眼圈。
玲玲和她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一年，“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玲玲”。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玲玲。”她重复了一遍，眼里泛着泪光，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家里都以她为荣。”
她的手机相册里，存着很多让她骄傲的玲玲的影像。去年10月，玲玲坐在小板凳上，自己端着小碗，乖乖地吃面条。还有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妈妈叫她“过来过来”，她就勇敢地迈开小腿往前走。
放下手机，蒋国贵妻子眼睛里的神采仿佛一瞬间就熄灭了，这个幼小的生命再也不能向前挪动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