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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的宁海之行中，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参访力洋镇海头村“文化礼堂”的乡村记忆馆，那些携带岁月痕迹的鱼篓、渔网、船锚等领着我回溯了那个滨海小村农耕、渔业与工匠交织的多元历史与文化；馆舍入口处墙上的“记忆”二字，让我有种触电般的感觉，因为近期颇为关注欧美特别是德、法史学界流行近40年的记忆史研究。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一个内涵，是指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创建的记忆；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诺拉提出了“记忆之场”概念，它聚焦于埃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等法兰西标志性的“记忆场所”，我国台湾地区形象地译为“记忆所系之处”。
当我通过懵懵懂懂的“理论旅行”尝试理解这些舶来术语时，居然就在海头村，与这样一个鲜活的“中国样本”不期而遇——近些年来，本土学者对记忆史的译介多以欧美案例为主，浙大和华东师大近期两个研讨会“文化记忆：时代、历史与媒介”和“战争与记忆”倒是不乏本土案例和本土关切；就在十余天前，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上，浙大社会思想研究所副教授李红涛博士还推荐了他和同辈合撰的“（本土）媒体与社会记忆”专题。
我迫切地希望将海头村乡村记忆馆推荐给李博士和他的同道们，让我对这一海头村“记忆所系之处”的公共价值更有确信的，是冯兴元教授在论述宁海的“四位一体”基层治理体系时，盛赞浙江近两年开始力推的“农村文化礼堂”工程，誉之为“文”的制度，“36条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则相当于“武”的制度，它们的配合正符合传统中国善治中推崇的“礼乐之分”。冯教授当然也会援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和诺奖得主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等舶来经典著述以观照“宁海巨变”，但也不盲从，毕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此次宁海之行才得知，冯教授1965年正出生于本地冯家村，这位留德博士对译介与引进哈耶克和“奥地利经济学派”颇有贡献，在他那些关于欧盟和德国的著述之外，《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农户信贷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与农村金融市场》《村级组织与村民自治》《钱会》《民间金融风险研究》等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无不得益于相对频繁且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1990年代中期以来，他每年都返乡一次，去年回宁海调研近10次——一个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特有方式这样重返、描述和理解故乡。
无独有偶，在近日热传的治学随笔《从乡到城》中，只长冯教授1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守英研究员，有一番肺腑之言特别打动我：“与许多在城里长大的研究者不同，我对城与乡之间的敏感完全来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各种切肤之感使自己往往对一些关于城乡问题的高谈阔论嗤之以鼻，对大量堆砌城乡差距的冷冰冰数字不以为然，对一些隔靴搔痒的政策建议抱以一笑。”
不光刘守英、冯兴元这样的60后经济学家倚重通过亲身生活、田野调查等方式获得的“在地”经验（当然，这类实证研究首先建基于他们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缜密思考），同出生于1959年的政治学名家俞可平教授与“三农”问题研究权威赵树凯研究员，也都特别重视从基层出发、基于实证研究求解真实的“中国问题”。无论是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任上，还是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新教席上，13年来，在“社群主义”“国家治理”等貌似“洋气”的议题之外，俞教授及其团队始终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关注和推动基层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
赵树凯研究员去年曾撰文比较启发他研究新视角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麦克法夸尔和裴宜理、戴慕珍，他特别指出：“裴宜理、戴慕珍更加关注宏大政治背景下的基层政治运行，更关注从地方层面透视中国政策过程和社会运动”，“裴宜理教授坚持认为，中国政治研究要生产出自己的理论，能与西方理论对话的理论，必须立足于观察分析中国本身的政治传统和现状。”
在宁海会议现场，记者也聆听了袁方成教授与巢小丽副教授两位70后学者的报告，前者“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的考察”一文是与其博士导师项继权教授合作的，项教授也是“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后者正师从毛寿龙教授读博，其《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地方经验研究：宁海“36条”》获去年民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一等奖，这位宁波市行政学院的青年教师2005年就开始来宁海调研，去年几度来此，长时段走访了100个村，既参照又丰富了一些权威的社会治理指标评价体系。
可以说，上述50后、60后、70后等三代本土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经济学、“三农”问题研究者，尽管其具体阅历、倾向、主张等或有不同，但他们能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当然，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上，可能比经济学家“蹲点”的时间更长、面更广，这受学科差异等因素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指导的博士冯军旗，数年前利用其挂职中部某县的契机，以博士论文细致描述了“一个县的官场生态”。
并非巧合，冯军旗8年前的论文《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去年在微信朋友圈上意外热传，这位1976年生人以社会学的方式展示了总人数近20万的“新化复印帮”，这一类似于“成都小吃”“沙县小吃”等的“新化现象”普遍普通得让绝大多数有过复印经历的大学生熟视无睹，但冯军旗选择了关注和深入研究，进而以这种“产业扩散型经济”的个案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去年，中大人类学系一位毕业生的旧作《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再度爆红于网络。
对于一切有志于深入了解和探究当下中国的青年学者乃至更广范围的青少年群体，上述三代成功案例的启示或许在于，我们亟须以更多更深入的田野调查来逼近“中国问题”——田野调查并不必然担保优质学术成果的产出，但它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本报记者 张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