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10多年前,还很少有人把创新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政府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些概念还鲜为人知,现在这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话语。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首就是创新。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个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始终认为在所有的创新中制度创新是关键,而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创新。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农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央颁布的《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农村治理体系和农村基层组织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农村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并加强,农村基层法制水平进一步提高,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革和完善农村的基层治理机制,寻找农村治理改革的突破口,适应农村治理的新需求,确立新的乡村治理机制,从而化解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挑战,着实推进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和新型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的基层治理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局部性的治理危机,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对农村权力加以重新分配和规范约束,权力清单制度就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制度创新。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正是为了明确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力的边界而推行的两种现代治理制度,负面清单更多运用于市场治理,而权力清单更多运用于政府治理,在政府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反腐实践中,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在我国这些制度才刚刚开始探索。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浙江搞了省市县三级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即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省级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政务服务网,宁海的模式就是把四张清单一张网延伸到行政村来。通过这种模式,保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了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这种治理结构强调的是行政村的权力运行、如何用权,也将权力运行延伸到了村集体便民服务上,让村民办事不出村。但还没有说到权力如何产生,如果这一点也做到了,那村治理结构就完整了。
景跃进(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基层治理中很多是很小的事情。但对村民来说,宅基地、盖房子是小事吗?村里面的工程是小事吗?对基层治理来讲这一点都不小,是大事情,是基础性的东西。村庄的代理人,他的角色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怎么样找到一个既要选举又要治理的机制?村庄是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村规来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有一个困惑,就是村级干部的积极性怎么样去发挥,这是一个长期问题。
李人庆(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应该说经济改革中国是成功的,但与此同时,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经济发展以外的难题,集中体现在基层治理上。宁海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制度来入手,来规范。小微权力清单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分享的过程。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我看过很多农村,中国的城市发展很好,但农村衰落很快,农村拖了中国模式的后退。中国的农村社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区?人口剩下、发展剩下,治理结构也是衰败。
农村的衰落有各方面的原因,农村治理从小微权力入手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把多方面的资源重新代入。真正的治理是要落实权力的责任,这个责任不只是权力的责任而且是利益的责任,这个利益要和村里的权力结构和责任结构联系在一起。农村社区如果能把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可能会对治理的发展会更加完善,更加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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