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双创主力军的科研人员为何缺位

    自写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称双创）正逐渐深入人心，创新创业氛围渐成。然而，一组颇为醒目的调研数据，在政策推行近一年后，给今后的贯彻实施敲响了警钟——

    数据显示，尽管六成科技人员有创业意愿，但真正开始创业的只有2.5%，科研院所的这一比例甚至只有1.2%。这意味着，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双创活动中，真正活跃的多是草根创业者，被看作双创主力军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却大比例地缺位。

    这份数据出自中国科协受国务院委托所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在2015年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包括这组数字在内的评估结果引起国务院领导的注意。根据国务院政府门户网站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称这份评估报告不仅问题分析到位，建议可操作性强，而且极少玩“文字游戏”，并告诫现场的部长们对号入座，查找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如今，这份调研报告的影响还在发酵，其评估内容究竟是什么？双创主力军科研人员为何缺位？这对整个双创工作又意味着什么？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拿到了调研报告并独家采访了这份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和参与调研的有关专家。

    雷声大雨点小：30岁以下科研人员超六成有创业意愿，却仅有1.8%真正创业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调研前后历时两个月，中国科协调研组先后赴青海、福建、广东等20个省区市做专题调研，并动员504个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系统的站点，进行问卷数据收集，其中科技工作者问卷回收17714份，并对创业扶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技术创新三部分内容做重点评估。

    为何要把科技工作者称为双创的主力军，又为何如此重视并专门调查这一群体的创业能量和活力？这一问题往大里说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乃至新近刚提出的供给侧改革。

    正如双创评估报告调研组专家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所说的，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必须看到，这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资源消耗、低端产业发展，如今，包括投资在内的原有经济驱动方式，已经很难再使上劲，这时更多地要靠科技创新来驱动。根据统计，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占比为50%多，而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在80%以上。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是双创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因为他们是真正掌握技术“金钥匙”的群体，也是我们常说的“知本家”，他们所掌握的科技资源，被认为是真正的科技高地和富矿。

    在2015年10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高峰论坛上，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就提到这一说法。尚勇以美国硅谷为例谈到，上世纪90年代，以斯坦福大学等为核心的硅谷长期引领全球信息技术的创新创业浪潮；近年来，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科研创新力量又催生了波士顿等地区的生物医药、机器人产业革命，秘诀都在于以人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营造和风险投资的强力助推。

    遗憾的是，本次调查发现，作为双创主力军的科研人员虽然创业意愿高，但实施创业行动的少。

    数据显示，有50%的科技工作者对双创政策非常赞同，47.1%的比较赞同，仅有2.9%的不赞同，而创业意愿越强，对政策效果的评价越高，调研组认为，这说明科技工作者高度认同双创政策的重大意义，对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很高的期待。

    然而，另一组调研数据则显示，有六成的科技人员愿意创业，但仅有2.5%开始创业。而且，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创业意愿相对突出，调研显示30岁以下的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高达64%，为所有年龄段中比例最高，但已经创业的也仅有1.8%。

    同样是雷声大雨点小。

    离岗创业顾虑多：不到两成科研人员表示所在单位允许离岗创业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说法是，科技人员主观上并不具备创业能力，比如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创业经验等；也有人指摘部分科技人员技术储备不足，所做的研究很难转为市场应用，有的太过于高冷，高处不胜寒；有的则从立项开始就不接地气，只能发表文章充充数。

    双创评估报告调研组专家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曾红颖在调研过程中就有一个感受，有些所谓的科研成果，只能称之为“伪科学”——形式上的东西太多，就像人文科学里存在的“这抄一段那抄一段”一样，自然科学里也有跟着跑的小题目、小项目，论文立意时言之凿凿，看似在回答一个问题，实则不痛不痒，滥竽充数，“这样的所谓成果，转来转去最终还是转不出去，因为本身就没什么价值”。

    另一个问题在于部分科研人员的“眼高手低”。曾红颖说，一些科技工作者距离市场较远，对市场缺乏足够了解，于是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过度自信”的误区——“我都发了顶级论文，搞出了最前沿的研究，还有什么做不了的？”——因而瞧不上企业界以及市场运作的意义，也就有了“一个科技成果，才给我几十万”的说法和抱怨，相应地，这些科技成果的拥有者在转化时积极性显得不高。

    说到底，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而事关选择，总会考量种种现实因素。正如柳卸林所说，有的人选择安稳，愿意在科研院所一直待下去，只要不犯错，至少能混个副高职称，过着稳定且可期的生活；有的追求更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但要为此冒险，把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到市场，并为此付出巨大心血，其结果有可能会一下子“翻身”,从骑飞鸽的变成开宝马的，但也可能血本无归。

    这些主观上的因素，的确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根据双创评估报告的调查，相比之下，造成科研人员缺位双创活动的客观原因也不少，且在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存在着——

    比如，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的政策，但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的意愿仍比较低，这就与客观上的政策不配套、难除后顾之忧不无关系。

    调研显示，不到两成的科研人员表示所在单位允许离岗创业。具体来看，在大型企业里，这个比例是15.1%，在医疗卫生机构里是11.9%，在科研院所是9.9%，而高等院校仅有8.3%的科研人员表示单位肯定会允许离岗创业，比例最低。

    科研人员对离岗创业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顾虑。比如，近7成的人担心离岗创业后，“岗位没有了”，超5成的人担心离岗创业后“影响职务、职称晋升”，近5成的人担心“待遇降低了”，近3成的人担心“被认为对单位不忠诚”，超两成的人担心“创业失败后没面子”。

    法难落地：不到两成科研人员反映所在单位进行了三权改革

    柳卸林告诉记者，现有政策中支持双创的不少，但相互之间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一边是双创政策鼓励和呼吁有条件的科技人员创业；但另一边，科研机构的行政化管理，对科技人员的参公化管理，造成科技人员的双重身份，即一些科技领军人物，也可能是校长、所长或系主任等——后者决定其党政领导干部身份，这势必会在创业、兼职等问题上束缚他们的手脚。

    柳卸林在调研过程中，就听到一些科技人员抱怨，一些地方把科技人员离岗创业按“吃空饷”“在编不在岗”处理，这对人员流动和调动积极性形成很大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科研人员“不想离岗”“不敢离岗”。

    2015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被称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施工图”，其中提到完善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结构，推进科研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这给“去行政化，不再参公管理”带来希望。

    中国科协那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离岗创业”“科技成果三权改革”是整个双创政策推行中的“政策软肋”，也是双创主力军科研人员缺位的重要原因。

    科技成果三权改革，因对科研人员创业以及科技资源转化落地起着核心关键作用而备受关注。美国也曾对此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拜杜法案被看作是美国国会过去半个多世纪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此法案出台前美国坐拥2.8万项专利，但授权商用的却不到5%，出台后就有了硅谷和著名的波士顿128公路的蓬勃发展。

    被称作中国版拜杜法案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已于2015年9月通过审订，并于10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科技人员从科技成果转让净收入或者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

    然而，法有了，却难以落地。

    双创评估报告显示，一线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技成果三权改革进程缓慢，仅有不到两成的院所或高校科研人员反映所在单位进行了这项改革。

    改革效果自然也不明显。科研人员在对单位三权改革效果评价时，有超6成的人认为效果一般，效果不好的5.8%。比如，调研发现，有近3成的科研人员反映成果转化中个人收益不大，按照所在单位现行规定，如果研究团队研发成果转化成功，并获得巨大收益，团队成员可以分得的收益平均值为34.7%。而这，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不低于50%”的改革目标下限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正如尚勇所说的，在下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要以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权政策为突破口，推动技术的资本化，资本的人格化，破除行政化管理的顽疾痼疾，打破僵硬的体制束缚，实现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再次放活，如此才有望通过创新赢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利地位。

    （图表数据来源：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情况问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