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吼一次理想的歌

    很难描述“骧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严格来说，它连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都算不上。

    但是，在青岛，100多名年轻人定期参加它的活动，一起弹弹琴、唱唱歌、做网络电台节目或去山区支教。外人看来那不过是聚会，在“骧家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意义：他们严格实行AA制，却将每次聚餐称为“家宴”。失恋、辞职等生活中的烦恼，他们尝试一起解决。

    他们的主要据点是一家面朝大海、只有12个床位的青年旅舍，别号“理想后花园”。在这里，这些年轻的律师、医生、检察官、教师、程序员、摄影师、公务员、大学生或瑜伽师暂时抛开职业身份。有人为梦想而来，改变了人生规划；也有人被轰轰隆隆的现实裹挟着离开。

    “我们就是一群探索理想生活方式的年轻人。”陈哲，生于1987年，前电视台编导，现在是这家青年旅舍的老板和“骧家会”会长。他用有些江湖味的“理想、情义、才学、大爱”定义这个自组织。

    这个身材修长的大男孩有些寡言。从这间旅舍的窗外望去，海水在暖阳映照下波光粼粼，宛若平镜。

    为此，陈哲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份奋斗了4年的工作，东拼西凑的10万元“巨款”，而旅舍开业一年仍在亏损。用朋友们的话讲，陈哲剩下的人生就算“靠在这上面了”。

    “这种冲突一直挤压着你，

    到了某个节点一定会爆发”

    与“骧家会”相遇之前，如何安放好自己的梦想几乎困扰过每一个人。

    “没错，就是那个词，‘挣扎’。”Saya，陈哲的大学同学，留着短发的她独立，精干。

    曾有两年时间，她在青岛的某个半官方协会工作，其间曾被派到香港工作半年。她不大愿意回忆那两年的生活，只知道自己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几乎没有个人时间。她有一种“付出和收获完全不成正比”的挫败感。

    “这种冲突一直挤压着你，到了某个节点一定会爆发。”结果是，Saya辞去“看似前途无量却完全丢失掉生活”的工作。

    法学硕士妍君“挣扎”得更久一些。生于教师世家，家人的期望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过安稳的生活。

    读研时，有一天，她以开玩笑的方式向爸爸表达了一下深藏内心已久的冲动：“爸，要不我将来转行做音乐吧？”爸爸的答复在意料之中却比想象得更为严厉：“别想了，绝对没有可能！”

    这是妍君仅有的一次说出自己梦想的机会，唯一一次。

    2014年3月，在备战司法考试之前，妍君决定任性一把，好好学学吉他。在一位学长的推荐下，她找到了“骧家会”举办的吉他训练营。

    初次去，推开门，眼前的一幕让妍君觉得温暖至极：不大的房间里，聚了十来位年轻人，盘腿坐在沙发上，床上，彼此抚琴交流，一片欢声笑语，妍君觉得“像极了电影中的画面，有种家的感觉”。

    而辞职后的Saya与陈哲重逢，加入“骧家会”。忠于自己的兴趣，Saya投身民营书店做品牌策划，通宵写文案却乐在其中。

    “在很多人看来，理想和生活或许是分开的，我觉得理想无所谓坚持不坚持，理想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陈哲说。

    他觉得，这里不是帮大家去遮蔽掉真实的生活，而是鼓励大家扮演好社会角色的同时，如果感到累了、倦了，会来这里寻找动力和安慰，“总之这是一个让大家呼吸更顺畅的地方”。

    显然，这样的相互取暖仍未能阻止各种“挣扎”的继续。

    书戎，陈哲口中的“音乐天才”，“骧家会”的元老级成员，2014年夏最终未能拗过父母，回到家乡云南。

    更早一年，雷子离开青岛回到西安，在父亲安排下当上工程承包商，工地够远够偏，有时听得到狼嚎。雷子轻描淡写描述他的生活，陈哲能听出他内心的嘶吼。

    很“拧”的陈哲年少时也曾以激烈的方式对抗过规则：上高二时，学校组织艺术节，但禁止实验班的同学参加以免耽误学习，就读实验班的陈哲特意组织乐队，到艺术节上“狠狠秀了一把”。

    如今，陈哲不会再以曾经激烈的方式去对抗，试着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去解决，这便有了这间青年旅舍的诞生。

    没有“意义”，不是“公益”，

    只是与老朋友的约定

    每年一次，“骧家会”会组织“贵州山区行”。

    陈哲和他的伙伴们会给山区的孩子们开课，也会为他们在青岛街头义演募款、筹建图书室，但他拒绝用“意义”、“公益”这样的词去定义。

    “短期支教对大山的孩子会不会是一种伤害？”曾有同龄人对陈哲提出这样的质疑。

    “我倒觉得提问的人并没有把大山的孩子们看得更平等”，陈哲说。

    他享受和孩子们的平等交流。每次去，他们都会带去海螺、贝壳等海边纪念品，告诉孩子们大海什么样、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作为回报，孩子们会给他们写信、折纸，告诉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哪种果实可以吃、什么样的虫子有毒、什么花何时开。

    “后来我发现，这真的就是一场和老朋友们的约定，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因为这种方式建立起了联系，我们不是去告诉他们离开大山会更好，而是为他们打开一扇窗，这才是最重要的。”Saya说。

    这些年轻人也曾担心会有一种施舍的优越感，但“骧家会”的纪录片《第四张牌》中记录下了这样一段对话：

    “好不容易放假了，我们又来，会不会打扰你们假期？”

    “怎么会啊？这样每个同学都能多学一些东西，谁不高兴呢？”    

    一年，两年……贵州山区行更像是时光机，记录下了山区孩子的成长印记，其中包括小张梅、刘家芳和张艳三个老朋友的故事。

    2010年，陈哲第一次在偏僻的山村见到15岁的她们，三人是同班同学，就读初三。书接着读还是不读？三人正面临人生第一次大的选择。

    高中毕业后，因成绩不理想，小张梅想复读，被爸爸以家里没钱为由最终拒绝。陈哲和小伙伴们为她凑齐了两千元的复读费，如今她就读于山东一所大学。

    幼年丧母的刘家芳从小被重男轻女的父亲嫌弃，父亲再婚生子后更甚，甚至不给女儿生活费和学费。

    “家芳，讲讲你的故事吧。”陈哲拿着DV机跳上榕树对准树下的家芳问，画面中的家芳泣不成声。那一刻，所有人沉默了。此后在陈哲牵线下，青岛一位朋友长期结对资助她。

    2014年，家芳顺利考取中医学院，这个坚韧的小姑娘选择边打工边养活自己，她给陈哲发来的最新好消息是，自己刚拿了一万元奖学金。

    辍学的张艳最终去贵阳读了幼教专业。2014年，陈哲再去看望她时，她招呼全家宰了一头猪，以最高的礼遇款待。饭桌上，张艳表达了谢意：如果没有他们，她也许会和其她女孩子一样外出打工，是他们告诉她要读书……

    2014年，“骧家会”将写有自己和山区孩子们心愿的时间囊埋入一棵大榕树下，这里是这些年轻人每年都去的地方，“二十年后试着看看大家的心愿都实现没有，我们的，他们的。”陈哲说。

    “理想，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好了，

    它并不麻烦”

    “这里不会塑造任何人，不过是相似的人走到了一起，如果将大家比作一滴滴小水珠的话，汇聚起来就成了一片绿洲。”陈哲坚信。

    24岁的湖北姑娘小凤很长时间默默接受别人贴上的“格格不入”的标签：“我总说自己毕业后喜欢去浪迹天涯，身边同学会用很怪的眼神看你。”

    小凤攒了很久的“背包客”梦想成为现实。她独自北上黑龙江，以在当地青年旅舍打工赚钱的方式，旅行了一个多月，甚至去了最北端的漠河，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雪”和“那么美的星空”。

    “在这里，你的想法即使再天马行空，也会有人积极地回馈，而且鼓励你。”小凤享受着这种真正被在乎、被尊重的感觉。

    美术科班毕业生包子在大家的鼓励下，盘了一个店面，开了间自己喜欢的文身店，生意不是特别好，但他始终信心满满。

    在陈哲看来，“理想，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好了，它并不麻烦”。

    空闲之余，陈哲写歌。最初是“白衣飘飘”、“牧马劈柴”的校园风，如今他的歌中更多渗入对青年人生活状态的思考。

    “我要打碎所有魔咒，我要打碎这水晶球”，这首名叫《未知的我》的歌中，陈哲疾呼。“水晶球”是他对未来的隐喻，他宁愿将生活交给未知。

    几年前，他租住的房间曾接待过200多名“沙发客”，这些年轻人中不乏逃婚的、四处流浪的、卖艺的。其中一个叫阿树的年轻人让他印象深刻。阿树大学毕业后，几乎没有找过稳定的工作，他四处流浪，曾在青藏高原上冻晕过，在野外被狼跟踪过，曾在深山的村寨中与苗族老人共同生活一个多月。

    阿树没有谈过自己的父母。有一天喝多了酒，他拨通了爸爸的电话后却烂醉如泥睡去，从话筒那边，陈哲听到一个和善的中年男人声音：“儿子，其实，爸爸理解你……”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尝试与传统价值观与大众取向相对抗，面对抉择，自己擅长喜欢的是一条路，自己被期待的是另外一条路。”陈哲说。

    令他欣慰的是，离开这座城市的“骧家会”成员仍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对这一组织的热爱：有人在贵州带队支教，有人在西藏募捐救人，尽己之力做着和大家一致的事情。聚会无法到场，他们会在远方穿上队服，弹起吉他，一同举杯高歌。

    用陈哲的话来说，“远隔千里之外，却发现灵魂依然同行”。

    在青年旅舍的书房里，陈哲很认真地对到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相信吗？其实很多年轻人心里仍保留着梦想的空间，也许我们是第一个摘下面具的人，将来还会有更多人摘下来。”

    他身后的黑板上，数学符号和音符的包围中，“自由”、“青春”、“理想”的字眼分外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