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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炸伤，着实吓了孩子们一跳。这件事，如果放在今天，“火箭小组”行动恐怕会被学校方面明令停止。但在1965年，这项试验却得到了校方的“默许”。
□在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当下，教育似乎有板有眼地套上了一个“科创”和“素质教育”的外壳，但其核心，却仍然难以摆脱功利的影子。
□没有哪个伟大的创业者，是为了发财、为了融资而去创业的；也没有哪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为了获奖而去搞科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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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西中学“火箭小组”50年前研制的“火箭”，即便放到今天，也显得毫不过时。这枚“火箭”是由三个大电容器“总装”起来的，号称“三节火箭”，长约40厘米，第二节与第一节之间以火药引线相连，第三节中间装了个降落伞，靠火药引线打开。
1965年10月1日，这枚火箭由几个高中生研制成功，在市西中学的大操场上呼啸着奔向蓝天，最终降落伞带着火箭的一部分掉进了隔壁单位的院子里，引来附近消防队的关注。
研制这枚火箭的主创人员，如今已经是一群白发老者，“芳龄”69岁，却仍保有老年人少有的活力——出入图书馆和书店，经常赴海外脱稿全英文讲课。这些人中，缪其浩是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曹景行是凤凰卫视的知名媒体人；谢晓天、孙一忠出国读博从事化工专业；郑学恒任职剑桥等英国著名大学。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群学生当年就读的市西中学高一4班，是最不被老师所看好的“差班”，学习成绩一般，却创新劲道十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群在课外总是有“吹不完的牛”的孩子们，是市西那一届高中生中最有出息的一拨人。而这所古老名校半个多世纪前的教学经验，放到今天，仍能为当前的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启迪。
最烂班级里诞生“吹牛小组”
1963年，上海三大名校之一的市西中学，迎来一批“外来户”。这些孩子大多出自上海的普通初中，英语语言能力较差，其他各科成绩也算不上顶尖，而且“家庭成分”也不算太好，多是知识分子子女。
这群特殊的学生，是名校市西中学在“家庭成分”政策稍有放松的政策背景下，招进的一批孩子。他们被统一编排在高一最后一个班级——4班。
52年后，缪其浩自豪地对记者说，“但你看现在，我们4班是用世俗标准来看，最有成就的一个班级。”他对自己的同班同学如数家珍——有人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担任正职校长，有人在北爱尔兰一所大学当教授，有人在美国的IT公司当高管……
这些人在高中时，最爱“吹牛”。“吹牛”的领域集中在火箭、飞机、宇宙空间领域。那时是苏联鼎盛时期，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旅伴”，1961年苏联又把世界上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送入太空。
为了能在课间吹一些像样的牛，缪其浩订阅了装帧精美的《苏联画报》。每一期上飞机、火箭、导弹的照片，都被他剪下贴到剪报本上。每天上学，他都会带着自己的剪报本给同学们“边吹边看”。
缪其浩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剪报本。“所有一切，都是出于兴趣、喜欢，从来不找老师汇报，从来没想过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考什么大学。”一张1965年的收据显示，缪其浩当时购买一本《1935年世界航空机年鉴》的价格是4元，订购影印版日本《航空情报》一年的价格是25.5元，而他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劳动一个月的工资却只有18元。
光凭看书吹牛还不够，“吹牛小组”决心干一番事业给同学们瞧瞧——造一个能够飞行的火箭模型。缪其浩擅长航天，曹景行擅长化学，郑学恒擅长电容器，再加上另外几个有“特长”的小伙伴，“火箭小组”就此成立。
玩火箭炸伤了，学校允许“继续玩”
孙一忠的脸被“火箭”炸伤了！在一次搅拌黑色火药时，内容物突然发生燃烧。直接操作者孙一忠的脸和手被炸伤了。他的脸上、手上后来绑了几个星期的纱布。
在制作“火箭”的过程中，“火箭小组”全程自主创新，没有老师指导。最大的问题是，动手能力不行。“我们这班书生缺乏机械加工的本事，真的做起来问题很多。”缪其浩记得，当时同学们想了许多替代办法，比如找到废旧的电容器外壳来做火箭发动机等。
但技术上最大的难题仍然是“火箭燃料”。最开始，同学们想用“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但这类火药试验后被认为推力不够。缪其浩找到一本名叫《民兵武器制造技术》的书，里面有一章详细介绍了硝化棉的制作方法，按照这本书的指引，“火箭小组”成功找到了推力足够的“燃料”。
第一次试验，就在缪其浩家的院子里进行，装在一个方型电容器壳中的几克硝化棉在一个小灯泡做的引信点燃下发出一声清脆的爆炸声，试验就算成功了。
但孙一忠的“炸伤”，着实吓了孩子们一跳。这件事，如果放在今天，“火箭小组”行动恐怕会被学校方面“明令停止”。但在1965年，这项试验却得到了校方的“默许”。
化学老师王元霁主动给孩子们当起了“技术顾问”。她在校规许可范围内，给孩子们使用化学实验室的各种机会。“炸伤”事故后，校方不仅没有发来禁令，还派出年迈的老校长、著名教育家赵传家专门前去看望受伤同学。
缪其浩把这种科技创新，称作是兴趣驱动下的“粗犷的冒险”。这种机会，对于如今的孩子们而言，几乎成了“奢侈品”，“如果没有学校的支持，我们的火箭梦根本不可能实现。”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组数据显示，在2014年，该法院共审结校园伤害案件40件，接近九成案件以教育机构为被告（占87.2%）。诉讼原因大多是学生在课间走廊和教室、体育课上受到一些轻微伤；而来自两所知名民办小学和若干所知名公办小学的家长则向记者反映，学校明令禁止学生课间到操场上活动，以免发生事故。
教育不应套着“科创”的外壳，做功利的事儿
这两天，缪其浩心血来潮地开始总结过去，他努力回忆自己过去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以期把这些故事串成一本传记。而这本传记，在他看来，除了有记录自己的作用外，更大的意义，在于“警醒当下”。
“我看到很多家长，为了给高考加分、给申请国外名校加分，硬拖着孩子做公益、学音乐、练体育、考奥数，真的看不下去了。”缪其浩说，在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当下，教育似乎有板有眼地套上了一个“科创”和“素质教育”的外壳，但其核心，却仍然难以摆脱功利的影子。
他回忆，自己和曹景行曾在高中时期主动跑到农村去下乡锻炼，而那次下乡的目的，只是去见见世面而已，就像他们几个课间喜欢在班级里“吹牛”一样，只是“喜欢吹牛”而已，“我们做什么，从来不想着参加什么科技比赛，从来也不跟老师汇报，就是自己喜欢玩罢了”。
以英语学习为例，缪其浩只在高中阶段正式上了3年英语课，此后从未参加过任何正式的英语学习。但为了看懂国外的航空航天类知识，他始终坚持自学英语，并在必要的时候，不得不再学点法语和德语。数十年来，他积累的国外书籍翻译资料就有几十万字，全部由他本人一点一滴翻译而来。
1988年，他在没有上过任何培训课程的情况下报考雅思，取得了7.0的成绩，成为当时的上海第一；1993年时，去北京参加全国驻外科技工作的统考，他又获得全国第一，英语专业学生成绩全都排在他之后。
“学英语也不是功利的，我觉得需要用，再去学。认真学了，自然能考得出。”令他颇感不解的，托福成绩竟然可以通过上培训班而得到快速提高，“这不是教育的本来面貌”。
回到“科创”领域，在鼓励科技创新的当下，全国兴起了各类针对大中小学生的科技创新大赛。但这些大赛的获奖者，无外乎出自几所全国知名的重点中学。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些中学有专门的科技指导老师，除了平时指导大范围的学生做课题外，还会专门指导个别学生参赛。而指导参赛学生的主要标准就是——怎样做，才能获奖。
一名多次在省市、全国大赛中获奖的高中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其实已经掌握了获奖的“窍门”，“创新价值和应用价值，两者都要有，同一个项目，用不同的方法研究，获奖概率也会不同。比如有的比赛门类竞争少，就尽量往那个方向做。”这名学生曾多次在老师指导下，朝着获奖方向修改课题研究方向。
缪其浩对于这种“为赛而创”的做法嗤之以鼻，“没有哪个伟大的创业者，是为了发财、为了融资而去创业的；也没有哪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为了获奖而去搞科研的”。
他说，无论是当年的市西中学，还是那个看上去不靠谱的“火箭小组”，都是出于对学生兴趣的尊重和“真的喜欢”而有所为，“自制火箭可不是为了得什么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