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经85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投票,北京以44∶40击败对手阿拉木图,赢得2022年第24届冬奥会的举办权。但无论是此前的申办或此后的筹办阶段,提到冬奥会,京张冬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都会强调两个字——“常态”。
陈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成人礼”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政治奥运,“为树立国家形象、提升民族自信,举国之力不惜投入重金,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但当中国人再迎接一次冬季奥运会时,应有符合时代要求的“冬奥思维”,“即需要以平常心举办一届常态的奥运会,若如此,将会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影响,并推进中国社会整体进步”。
“常态”二字,在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看来,体现在不同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不要当成‘运动’来办”,而应以“冬奥思维”从政府和市场寻求改变。“现在和2001年申办北京奥运会时,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等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能延续大操大办,要在硬件建设上执行节俭原则。如城市建设除了京张高铁外,并不需要更多的大型投入,而部分体育设施建设也可以纳入十三五计划中,力争成为常态化,并非为一届奥运会而服务。反之,要把更多的投入放到软件及活件上,增强教育、环境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培养,这是国际奥委会希望的”。
而与8年前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当时有些一味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参与度还不够,现在冬奥会的带动效应应当更加深入,实现从了解到参与的变化。毕竟,办好冬奥会,不仅是硬件投入的问题,而是人才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讲,是对体育提高认识的问题,强调体育在健康生活方式中所占比重的问题。”魏纪中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表示,奥运遗产可分作硬件遗产、软件遗产和活件遗产,“硬件会变质,软件需要如互联网+等新技术更新介入,而最关键的恰是活件,即人,既包括人才储备也包括消费群体的建立。”因此,在魏纪中眼中,2020年冬奥会最大的遗产已经出现,“就是在3亿人上冰雪的号召下,现在出现的冰雪热。有了人,就有了需求,供给方面自然得跟上”。
但偌大的市场,仅以政府之力很难盘活。“尽可能用市场化手段,利用社会力量举办冬奥会”是陈剑给出的建议,他曾撰文表示,“运用市场化手段,实际是让更多的私人企业,在遵守国际奥委会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前提下,通过市场开发提升其影响力,进而达到合作共赢,而不是让更多的国有企业参与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因后者往往并不遵循市场开发原则,遵循的是政府的旨意。”社会力量亦是同理,“更多的是利用民间性社会组织参与奥运会的举办,而不是官办的社会组织。”但陈剑也强调,想举办一届“常态”的冬奥会,政府主导作用不可缺失,只是政府主导,不代表大包大揽,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资金使用而言,实质是政府的钱,也是纳税人的税收,如何慎花和少花就是“常态”思维的一种表现。
但从市场层面,魏纪中注意到一个现象,随着滑雪爱好者越来越多,张家口的部分雪场出现了“设备水平没提升,价格却提升了”的现象,这种趁势涨价的表现,在魏纪中看来“等于自杀”,“令自身城市形象受到损坏的同时,更受损的是中国老百姓。”而这样的现象,正是市场缺乏“常态化”思维的结果,“不仅需要分析客户、了解客户群的需求,抓住特点,更要考虑产业的可持续性,毕竟将来的冬季运动产业还有较大空间”。
可无论是中国冬季产业的问题抑或冬季文化传播的困境,在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易剑东看来,都不要奢望通过一次冬奥会解决,“要把冬奥会作为推进器,动员社会各界关注及参与冬季运动,而并非解决问题的工具。”此外,作为一届“常态”的奥运会,易剑东建议,还应关注到如何照顾好利益相关者且让全民能从中受益,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经提到‘只有青少年参与体育我们才会有今后的运动员,只有青少年从体育中了解到其特殊价值,我们才会有持续不断的运动员。’在我看来,中国不把青少年教育体制中唯成绩论、唯升学率论的枷锁打破,中国冬季运动很难持续产生大量的冰雪运动人口。因此,把青少年作为今后若干年冬季运动发展的重要对象,是常态冬奥会的应有之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不是临时被逼出来表演的青少年,而是他们自然而然呈现出的冬季生活状态。因为青少年的蓬勃、群体的庞大才能向国际奥委会展现冬奥会为中国带来的切实、无与伦比的效益”。
本报北京1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