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会的成长烦恼

    2010年，杭州近郊小和山，有一名被困山上的男子打电话寻求救援。“杭州出动了上千名公安，我们也派了33名队员前往搜救。”公羊队队长徐立军说，当时公羊队的队员多是些户外运动爱好者。

    “我们进门报到，公安的同志客气地请我们回避，说他们正在开救援会议，让我们有些尴尬。”徐立军回忆当时场景时说。

    “我们还在现场时，听说有几个搜救警察在山上迷路了，我们就去找，找到了。”徐立军说。第二天，队员就被编入警察的搜救队伍中充当向导。第三天，公羊队参与了救援指挥，运用等高线标注地图划分搜救区域。

    用徐立军的话来说，从山林救援到芦山、鲁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地震救灾，公羊队就这样一场场打救援战役。从被误解到被重视，与很多公益组织一样，公羊队就这样成长起来。

    目前，公羊队有400多名队员，有来自公羊会的资金支持。尽管在很多人看来，公羊队在浙江本地乃至全国已大名鼎鼎，公羊队却依然有自己的烦恼。 　　

    民间组织烦恼：缺少政府资源供给

    “我们的组织发育到一定程度，缺的不是钱。钱多了多干事情，少了少干事情。”徐立军说：“我们通过为社会服务，获得了社会和百姓的认可，可光有认可还不够，我们在自我能力提升上遇到了瓶颈。”

    徐立军解释说，救援本来就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事情，我们没有训练场地，非常希望能进入国家地震训练中心、省市的消防训练中心等专业场地进行训练，但是这些地方现在很少对民间组织开放。

    徐立军介绍，在台湾，当地政府会对民间组织进行统一培训。不管救援队有多少人，所有人必须要到训练中心进行基本训练，通过了考核才能发放相应执照。在救灾现场，有执照的人才能进入。培训的作用就在于，确保进入现场的队伍全部服从指挥。

    他提到，根据台湾民间组织参与培训的情况，政府会进行补助。另外，民间组织在救援过程中是免费的，但是有装备的损耗、人员的交通和食宿，政府会记录救灾的表现，到了年底会有一定的奖励。 　

    政府部门回应：政策应更加细化

    目前，浙江省救灾协会是该省民政厅直接管理的社会组织。浙江省民政厅救灾处处长蔡国华介绍，在该平台上，有36支民间队伍参与。救灾协会有1000多人，其中民间组织会员人数占到70%左右，民间组织的常务理事，占到60%左右。

    “我们吸收了很多民间救援组织加入该平台，为政府与民间组织搭建了桥梁，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多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蔡国华表示，“以前，民间组织之间会存在不服气的情况，现在聚集起来交流，能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蔡国华认为，政府现在对民间组织的支持力度还需加大，加大资金支持，并在未来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当然，政策应更加细化，比如在未来，政府可以给救灾队员提供保险等，加强他们的救灾保障。

    “当然，一些救援组织的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救援组织在救援时比较盲目，仅凭一番热情就参与，但是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造成了资源浪费。政府在信息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应该向他们及时发布救灾信息。”蔡国华坦言。 　　

    专家解读：公益组织不是越大越好

    “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的公益组织，都会遇到共同的烦恼，就是公益组织发展不能大规模地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说。

    董强认为，中国公益组织有烦恼是正常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大部分公益组织规模不会特别大。大型的公益组织比例比公司要低得多，公益组织主要靠发起人的理念驱动，不能像企业一样能给予捐赠人世俗回报。因此，组织性质制约了公益组织规模性的扩大。

    根据董强的观察，中国现阶段的公益组织发育处于初级阶段，即使个别领域的公益组织规模较大，但其组织的成熟度不足。比如有一些公益组织人数比较多，但是其规模和能力可能就不成正比。从组织的内部来看，其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不足等，是中国公益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董强认为，对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公益组织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做好内部管理。公益组织的内部管理要适应规模的扩张，才能突破瓶颈。

    董强说：“从不成熟到成熟，这有一个过程。与发达国家不一样，我国的公益组织现在刚起步，面临更多的是生存的问题，规模的扩张需要一定时间。”

    董强指出，光靠公益组织自身努力是很难突破瓶颈的，突破瓶颈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有的公益组织走出国门，这其实意味着中国的公益组织开始萌发国际化的发展意识，但是走出去的同时，也显现了一些公益组织的国际化的能力非常缺乏。在我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对于公益组织的支持政策还是空白。未来，通过公益组织来解决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共识，政府还要构建更加精巧的制度，支持公益组织发展。